他頓了頓,繼續說:
“北元給大明留下個爛攤子。要實現你所說的盛世,最缺的就是時間……”
何秋默默點頭。從大明邁入工業時代,哪怕只是蒸汽時代,也需要多年積累。
他只能寬慰朱棣:“這不是你眼下該操心的,得看你父皇的?!?/p>
兩人對視片刻,朱棣忽然笑了起來:“說得對,說得對?!?/p>
隨即他又問:“朝廷必會征詢我和藍玉對蒙古降人的處置。你可有方案?”
何秋垂首沉思。
若按滿清的做法,確實穩妥。同為封建社會,清廷治下蒙古二百年未叛,核心在于聯姻。
清朝皇室不斷迎娶蒙古王公之女,公主也多外嫁蒙古。彼此通婚,盤根錯節,親如一家。
此外還有封官賞銀,清廷每年耗資數百萬兩籠絡蒙古貴族——有錢有官,誰愿冒險**?
但以漢人為主的大明難以效仿。無論朱元璋、朱棣或朝臣,都不會允皇室混入外族血脈。若不讓蒙古妃嬪之子繼位,矛盾反而更深。
至于封官厚賞,對財政拮據的大明也不現實——歲入僅千萬,豈能年擲百萬于蒙古?
倒是推行黃教之策,頗值得大明借鑒。
在蒙古草原上廣建寺廟,引導蒙古民眾皈依宗教。一旦信仰宗教,便須相信來世,認為今生的苦難可換取來世的福報,這顯著削弱了蒙古人的抗爭意識。
此外,這些寺廟位置固定,信眾的部落難以遠途遷徙,通常只在寺廟周邊范圍活動,大大便利了中央王朝對蒙古各部的管理與控制。
更為嚴苛的是減丁政策:凡皈依黃教的家庭,不論兄弟幾人,僅允許一人留家成婚育子,其余均須入寺為僧,誦經修行。
留家務農、延續香火者終日辛勞;出家為僧者自幼長于寺廟,深受宗教熏陶。這兩種境遇下的人,皆難以萌生反叛之念,草原因而日趨安定。
若參照新中國成立后的舉措,“大雜居、小聚居”或為良策,但實現此策需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,并妥善解決遷移民眾的衣食住行問題。
以何秋之見,當下的大明恐難辦到,且朝中諸公對外族大規模遷入中原腹地,必然心存顧慮。
若手段更狠,效仿歐美的“先進經驗”,可將蒙古人貶為奴隸,分化對待上層與底層。
大明國內工程繁多,若能獲得無償勞力,實為美事一樁。至少何秋意欲推廣的水泥道路,便不再愁人力不足。
反復思量,何秋仍難覓萬全之策。
若依他本心,唯有一途:全力推動工業文化發展,亦即提升社會生產力。
待機槍問世之日,大明百姓終將發覺,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原是這般“能歌善舞”。
正沉思間,朱棣輕推何秋身子,疑惑喚道:
“何秋?何秋!”
“嗯?!?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