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2章 唐德宗李適：從“削藩”變成“被藩鎮(zhèn)圍毆”，夢想的破碎（第2頁）

公元784年，德宗在漢中（今陜西漢中）下了一道詔書，史稱《罪己大赦詔》。這道詔書，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“檢討書”之一，德宗在詔書上把所有錯都攬到自己身上，說自己“朕實不君，人則何罪”（《舊唐書》），意思是我不是個好皇帝，老百姓和藩鎮(zhèn)沒罪，都是我的錯。

他還具體說了自己的錯：不該猜忌大臣，不該苛待藩鎮(zhèn)，不該讓老百姓跟著受苦。最后，他宣布大赦天下，除了朱泚之外，其他造反的藩鎮(zhèn)節(jié)度使，只要愿意歸順朝廷，以前的罪都不算，還保留他們的地盤和官職。

這道詔書一出來，效果比打十場勝仗還好。那些跟著造反的藩鎮(zhèn)節(jié)度使，本來心里還怕朝廷算賬，一看皇帝都認(rèn)錯了，還不追究責(zé)任，紛紛上書歸順。田悅、李納這些人，趕緊去掉“王”的封號，重新認(rèn)朝廷當(dāng)“老板”。就連以前跟朝廷對著干的藩鎮(zhèn)，也都派使者來表忠心。

德宗這才敢?guī)е嘶亻L安。回到長安那天，老百姓都站在路邊看，有的哭有的笑，德宗看著熟悉又陌生的長安城，心里五味雜陳。他知道，自己的“中興之夢”碎了，從這以后，他再也不敢提“削藩”兩個字了。

回長安之后，德宗像變了個人似的。以前他對官員嚴(yán)格，現(xiàn)在變得寬松了；以前他省錢，現(xiàn)在開始喜歡錢財了；以前他信任大臣，現(xiàn)在開始信任太監(jiān)了。

為啥會這樣？因為他怕了。他怕再得罪大臣，怕再逼反藩鎮(zhèn)，怕再被趕出長安。所以他開始“佛系”治國：藩鎮(zhèn)只要不造反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朝廷不管；官員只要不謀反，貪點錢也沒關(guān)系；至于朝政，他懶得管，干脆交給宰相處理，自己躲在宮里數(shù)錢。

有個叫陸贄的宰相，是個忠臣，看著德宗越來越消沉，就天天上書勸他，說“夫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”（《資治通鑒》），讓他別再沉迷錢財，要關(guān)心老百姓。可德宗根本聽不進去，還覺得陸贄太煩，后來干脆把陸贄貶到外地去了。

從這時候起，大唐的朝政又開始走下坡路。藩鎮(zhèn)越來越橫，節(jié)度使們還是父死子繼，朝廷只能點頭；官員越來越貪，老百姓的賦稅越來越重；太監(jiān)的權(quán)力也越來越大，后來甚至能干涉朝政。德宗自己呢，天天在宮里喝酒作樂，看著庫房里的錢越來越多，心里才覺得踏實。

德宗晚年，犯了不少糊涂事。他一方面當(dāng)“甩手掌柜”，把朝政交給宰相，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權(quán)，總怕宰相權(quán)力太大，所以經(jīng)常派太監(jiān)去監(jiān)視宰相，還動不動就換宰相。

當(dāng)時有個宰相叫裴延齡，是個十足的奸臣。他知道德宗喜歡錢，就天天跟德宗說“我能幫陛下搞到很多錢”，其實就是把老百姓的賦稅加倍征收，再把搜刮來的錢交給德宗。德宗居然信了，還覺得裴延齡是個忠臣，天天夸他。大臣們都知道裴延齡不是好人，紛紛上書彈劾他，可德宗根本不管，還把彈劾的大臣貶官。

還有一件事，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。他以前討厭藩鎮(zhèn)，后來卻開始學(xué)藩鎮(zhèn)的樣子，把自己的親信派到地方當(dāng)節(jié)度使，讓他們替自己搜刮錢財。有個叫李實的官員，被德宗派到京兆府（今西安）當(dāng)尹，李實上任之后，不管老百姓死活，拼命收稅，連災(zāi)年都不讓減免。老百姓被逼得賣兒賣女，李實卻跟德宗說“今年糧食豐收，老百姓過得很好”（《新唐書》）。德宗居然信了，還賞了李實不少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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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德宗也不是完全糊涂。他雖然不管朝政，但心里還是惦記著大唐的江山。他知道太子李誦身體不好，就提前安排好輔佐太子的大臣；他也知道吐蕃是個威脅，就跟吐蕃議和，還派使者去安撫周邊的少數(shù)民族，讓大唐的邊境暫時安定下來。

公元805年，德宗得了重病，躺在床上不能動。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就把太子李誦叫到床邊，囑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國家，別像自己一樣，一輩子干了不少后悔事。沒過幾天，德宗就在長安皇宮里咽氣了，享年六十四歲。

他死了之后，太子李誦登基，就是唐順宗。可順宗身體太差，當(dāng)了幾個月皇帝就禪位給兒子唐憲宗。憲宗登基后，又開始削藩，還真平定了不少藩鎮(zhèn)，史稱“元和中興”。要是德宗泉下有知，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慚愧——自己沒完成的事，居然被孫子完成了。

唐德宗李適的一輩子，就像坐過山車，起起落落，大喜大悲。他剛登基的時候，是個想干一番大事業(yè)的“明君”苗子，裁冗官、省開支、削藩鎮(zhèn)，每一步都走在點子上，差點就真的“中興”大唐了。可他太驕傲、太急躁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，最后被逼得逃亡、下罪己詔，從此一蹶不振，變成了一個“昏君”。

《舊唐書》評價他“志大而才疏，心高而智淺”，這話很中肯。他有想當(dāng)“中興之主”的志向，卻沒有相應(yīng)的能力和耐心；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，卻不知道該怎么慢慢解決，總想一口吃個胖子。

但我們也不能全怪他。他出生在亂世，親眼見證了大唐的衰落，心里著急想挽回，這本身沒錯。只是他沒明白，治理一個破碎的王朝，就像修補一件破衣服，得一針一線慢慢縫，不能用剪刀亂剪。

德宗這輩子，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那道《罪己詔》。他敢于承認(rèn)自己的錯誤，這在皇帝里是很少見的。也正是因為這道詔書，大唐才沒有在藩鎮(zhèn)之亂中徹底滅亡，為后來的“元和中興”留下了一線生機。

要是德宗能早點明白“慢慢來”的道理，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陸贄這樣的忠臣，要是他晚年沒有那么沉迷錢財，或許他真的能成為大唐的“中興之主”。可惜，歷史沒有“要是”。

唐德宗李適，就是這么一個復(fù)雜又真實的皇帝。他不是完美的明君，也不是徹底的昏君，他只是一個在亂世里掙扎的普通人，想做好卻沒做好，留下了一堆遺憾，也留下了一段讓后人唏噓的歷史。

參考《舊唐書·德宗紀(jì)》《新唐書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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