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過這場風波,劉娥的權勢不僅沒有被削弱,反而更加穩固了。此后,劉娥下詔,為仁宗開設資善堂(皇子讀書處),命大臣在此商議天下大事,但最終都由她裁決。在處理政務的過程中,劉娥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,她賞罰分明、恩威并施,把朝廷治理得井井有條,讓那些曾經小看她的人,都不得不對她刮目相看。
宋仁宗乾興元年(公元1022年),宋真宗駕崩,留下遺詔尊皇后為皇太后,軍國大事都由皇太后處理。就這樣,劉娥正式開始了她的垂簾聽政生涯,和宋仁宗一起在承明殿處理政務,皇帝在左邊,太后在右側垂簾聽政,遇到大事就召集輔政大臣來商議,日常事宜則都讓宦官雷允恭傳達。
劉娥位高權重,宮中奏請她時,她自稱“吾”,把她的生日定為“長寧節”,并命天下人都要避其父親劉通的名諱。在垂簾聽政期間,劉娥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政治才能,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對北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,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在政治上,劉娥首先做的就是終結了宋真宗時期發起的“天書”運動。“天書”運動,說白了就是宋真宗和大臣們偽造“天書”,頻繁封禪,以此來宣揚自己的統治是順應天命。這場運動持續了長達十余年之久,耗費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,使得國庫日漸空虛。劉娥掌權后,深知這場鬧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,于是她命令把“天書”和宋真宗一起下葬永定陵,并一并停止了宮殿、道館的營造,讓這場勞民傷財的運動得以終結,為朝廷節省了大量的開支,也讓國家的財政狀況逐漸好轉。
同時,劉娥還對宮中盛行已久的裙帶關系進行了徹底的清理。她要求大臣們把內外親族的姓名都呈報上來,制作成圖表,掛在自己的寢殿墻上,每有要加官進爵的人,她就對照此圖,若是朝廷中人的親屬,就概不任用。這一舉措,大大減少了朝廷中的腐敗現象,使得官場風氣為之一新。
對于權臣和宦官專權的局面,劉娥也毫不手軟。在她執政前期,權臣丁謂勢力很大,利用宦官雷允恭上傳下達的權力為自己謀私。劉娥察覺到后,借盜竊金寶的罪名把雷允恭處死,并于當月將丁謂免職,不久后又貶到崖州(今海南崖縣需鎮)。對于丁謂曾經的追隨者,劉娥并沒有趕盡殺絕,而是盡力籠絡,維護了她的統治,使得朝野上下黨爭漸漸平息,朝廷內部恢復了穩定。
在經濟上,劉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促進了北宋經濟的繁榮發展。她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,多次下詔減免農業租稅,包括青苗稅、谷稅、歲貢等等,還頒布了允許佃農遷徙的詔書(史稱《天圣詔書》),減輕了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,推動了宋代城市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。
此外,劉娥還在金融領域做出了一項具有開創性的舉措——發行交子。在劉娥掌權時期,民間已經出現了交子這種紙幣,但因為沒有統一的規范和管理,弊端很多,一旦有商人難以付清欠款,就會引發爭議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,劉娥于天圣元年(公元1023年)在成都設置“益州交子務”,主辦交子發行,并由京朝官擔任監官。宋代發行的交子,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,對于促進當時的商業發展,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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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圣八年(公元1030年),劉娥還批準大臣王景的奏折,允許商人販賣食鹽,以為百姓謀利。兩個月后,她又采納了鹽業改革的方針,以仁宗的名義頒布詔令,允許商人賣鹽。此次鹽法改革,意義重大,解州及附近的民眾對此歡欣鼓舞,也更加擁戴劉娥,甚至立碑紀念。
在文化教育方面,劉娥也很重視思想教化,在仁宗即位后,她在崇政殿安排親近的大臣和儒家學者為仁宗講習經史,培養仁宗的治國才能。同時,她還大力興辦州學,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,促進了文化的繁榮發展。
劉娥的這些政治舉措,讓北宋在她的統治下,國家安定,經濟繁榮,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,為后來的“仁宗盛治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在她的治理下,大宋呈現出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,百姓安居樂業,她也因此被后人稱為“有呂武之才,無呂武之惡”。
雖然劉娥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權力,成為了實際上的統治者,但她始終沒有稱帝。在明道年間(公元1032年—公元1033年),劉娥曾經有過稱帝的機會和念頭。當時,仁宗親自參加農業勞動以祈告五谷豐登,劉娥也前往太廟進行齋戒。她不顧大臣反對,身著袞服,只是將帝王袞服的十二章圖案減去象征忠孝與潔凈的宗彝、藻兩章,同時,沒有佩戴男性帝王的佩劍。
有人進言,建議劉娥立劉氏七廟,這可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待遇;權臣程琳也進獻《武后臨朝圖》,希望劉娥自立為女帝。面對這些誘惑,劉娥也不是沒有心動過,她詢問大臣的意見,可臣子們大多不敢說話,只有魯宗道認為這不合禮法,他說:“武則天是唐朝的罪人,差點危害唐朝的江山社稷。”劉娥聽后,沉默良久,最終,她還是把奏章扔在地上,表示自己不愿意做違背祖宗的事。
仁宗聽聞此事后,感嘆劉娥是一個忠孝之人。劉娥雖然渴望權力,但她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和責任,在稱帝的誘惑面前,她選擇了堅守底線,沒有邁出那一步,這也使得她在歷史上的評價,相對較為正面。
明道二年(公元1033年),劉娥駕崩,享年六十五歲,謚號為章獻明肅,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處。按照舊制,皇后的謚號都是兩個字,從劉娥開始,謚號變為四個字,這也足以看出她在北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劉娥的一生,充滿了傳奇色彩。她從一個孤苦伶仃的民間女子,憑借著自己的智慧、勇氣和毅力,一步步走上了權力的巔峰,成為了北宋第一位臨朝稱制的女主,她的故事,激勵著無數后人。在她的統治下,北宋政治清明,經濟繁榮,文化昌盛,她為北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然而,劉娥的一生也并非完美無缺。她長期隱瞞宋仁宗的身世,派仁宗生母李宸妃為真宗守靈,以隔絕仁宗母子,直到她去世后,宋仁宗才知道真相。這段歷史,也被改編成了戲曲《貍貓換太子》,在民間廣為流傳,使得劉娥的形象,在一些人心中成了以權謀私、兇狠殘忍的奸妃形象。但實際上,真實的劉娥,遠沒有戲曲中那么不堪,她只是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,為了自己的生存和權力,做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或許是無奈的選擇。
對于劉娥的評價,歷史上也是褒貶不一。《宋史》對她的評價是正面的,認為她執政期間,法紀嚴明、治理有方,貪官污吏都不敢為非作歹;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也認為,她輔佐仁宗治理國家,真正做到了賞罰分明,使賢德的人能夠發揮所長,奸佞小人得到懲治,對于大宋江山是有大功的。但也有一些人,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,認為她身著龍袍去宗廟祭拜有違禮法,在官吏任用方面,也并非單純的出于公心,而是出于個人恩怨,她在推行經濟政策時,還廢除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舊制,有很大弊端。
近代以來,對劉娥的評論逐漸客觀化,中國近代史學家蔡東藩從劉娥生平出發,既反對全盤肯定她的功績,又反對對其盲目批判。他認為,劉娥在宋朝首開垂簾聽政的風氣,又穿著龍袍進入宗廟,是不合規矩的,但總體來說,劉娥有功有過,不能簡單地以功過論之。
參考《宋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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