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元帝雖然也察覺到了權力結構的異化,但他卻始終猶豫不決,既不忍心對石顯下手,也無法有效遏制外戚勢力的膨脹。他的優柔寡斷,使得朝廷內部的斗爭愈發激烈,政治環境愈發黑暗,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。
漢元帝在位的16年間,可謂是天災不斷。據《漢書·元帝紀》記載,這期間發生了較大的水旱災害9次,地震4次,蝗災3次。這些自然災害,對以農業為主的西漢社會來說,無疑是沉重的打擊。
面對災荒,漢元帝也采取了一些救濟措施,比如將皇家苑囿的土地分給貧民耕種,免除受災地區的租稅,由官府向災民提供無息貸款,甚至命令宮廷減少用度以節省開支。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危機,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
更糟糕的是,漢元帝在儒生“與民爭利”的諫言下,于初元五年(前44年)廢除了常平倉制度。常平倉制度是由桑弘羊創立、宣帝完善的一項糧食儲備制度,其作用是在谷賤時增價收購糧食儲存,在谷貴時減價出售糧食,以此來平抑糧價,遏制投機行為。常平倉制度的廢除,使得糧食市場失去了有效的調控,災年時糧價暴漲,豪強們趁機囤積居奇,兼并土地,大量農民被迫流離失所,社會矛盾日益尖銳。
到了漢元帝后期,“關東流民二百萬口,無名數者四十萬”的記載,深刻揭示了理想主義政策背后的民生代價。曾經繁榮昌盛的西漢王朝,在天災與人禍的雙重打擊下,已經是千瘡百孔,搖搖欲墜。
在漢元帝統治時期,西漢在外交和軍事方面,也取得了一些看似輝煌的成就。建昭三年(前36年),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矯詔出兵,千里奔襲,斬殺了北匈奴郅支單于,留下了“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”的千古名句。這場戰役,徹底摧毀了北匈奴的威脅,使西域地區更加穩固地納入了漢朝的版圖。
竟寧元年(前33年),宮女王昭君遠嫁南匈奴呼韓邪單于,以和平的方式鞏固了漢匈之間的關系,開創了漢匈和親的新模式。這一事件,被后世傳為佳話,也成為了漢元帝時期外交上的一大亮點。
然而,這些輝煌成就的背后,卻隱藏著深深的隱憂。甘延壽和陳湯的“矯詔”之舉,雖然取得了勝利,但也反映出了漢元帝中樞決策的遲緩與無能。如果不是他們當機立斷,擅自出兵,這場戰役的結果還猶未可知。而王昭君的和親,雖然暫時安定了邊疆,但也從側面暴露了漢朝軍事威懾力的下降,不得不依靠和親來維持和平。
這些成果,就像是在一座即將傾塌的大廈上涂抹的一層華麗的油漆,看似光鮮亮麗,實則無法掩蓋大廈內部已經腐朽不堪的事實。
公元前33年,年僅42歲的漢元帝病逝,結束了他充滿爭議的一生。對于他的評價,歷史上也是眾說紛紜。
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毫不留情地指出:“元帝多材藝,善史書,然優柔寡斷,權移宦官,漢業由是衰焉。”他認為漢元帝的優柔寡斷和對宦官的寵信,是導致西漢衰落的主要原因。現代學者也大多認同這一觀點,認為漢元帝打破了西漢長期以來“霸王道雜之”的治國傳統,過于依賴儒家的“仁政”思想,缺乏實際的政治手腕和戰略眼光,為外戚、宦官專權打開了方便之門。
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他們認為,漢元帝在面對天災時積極采取救濟措施,體現了他的民本思想;他大力推動儒學的制度化,對后世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;而他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成就,也為邊疆的穩定奠定了基礎。西漢的衰落是多種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,不能完全歸咎于漢元帝一人。
客觀地說,漢元帝更像是一個被時代和理想主義所裹挾的悲劇人物。他有著美好的理想和抱負,想要以儒家的“仁政”思想來治理國家,實現天下大治,但他卻忽視了現實政治的復雜性和殘酷性。他的優柔寡斷、他的理想主義,最終將西漢王朝推向了衰落的深淵。
漢元帝的故事,就像是一部生動的歷史教材,它告訴我們,治國理政不能僅憑一腔熱血和理想,還需要有清醒的頭腦、果斷的決策和務實的行動。否則,再美好的理想,也只能是鏡花水月,最終化為泡影。
參考《漢書·元帝紀》《資治通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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