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784年,德宗在漢中(今陜西漢中)下了一道詔書,史稱《罪己大赦詔》。這道詔書,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“檢討書”之一,德宗在詔書上把所有錯都攬到自己身上,說自己“朕實不君,人則何罪”(《舊唐書》),意思是我不是個好皇帝,老百姓和藩鎮沒罪,都是我的錯。
他還具體說了自己的錯:不該猜忌大臣,不該苛待藩鎮,不該讓老百姓跟著受苦。最后,他宣布大赦天下,除了朱泚之外,其他造反的藩鎮節度使,只要愿意歸順朝廷,以前的罪都不算,還保留他們的地盤和官職。
這道詔書一出來,效果比打十場勝仗還好。那些跟著造反的藩鎮節度使,本來心里還怕朝廷算賬,一看皇帝都認錯了,還不追究責任,紛紛上書歸順。田悅、李納這些人,趕緊去掉“王”的封號,重新認朝廷當“老板”。就連以前跟朝廷對著干的藩鎮,也都派使者來表忠心。
德宗這才敢帶著人回長安。回到長安那天,老百姓都站在路邊看,有的哭有的笑,德宗看著熟悉又陌生的長安城,心里五味雜陳。他知道,自己的“中興之夢”碎了,從這以后,他再也不敢提“削藩”兩個字了。
回長安之后,德宗像變了個人似的。以前他對官員嚴格,現在變得寬松了;以前他省錢,現在開始喜歡錢財了;以前他信任大臣,現在開始信任太監了。
為啥會這樣?因為他怕了。他怕再得罪大臣,怕再逼反藩鎮,怕再被趕出長安。所以他開始“佛系”治國:藩鎮只要不造反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朝廷不管;官員只要不謀反,貪點錢也沒關系;至于朝政,他懶得管,干脆交給宰相處理,自己躲在宮里數錢。
有個叫陸贄的宰相,是個忠臣,看著德宗越來越消沉,就天天上書勸他,說“夫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水所以載舟,亦所以覆舟”(《資治通鑒》),讓他別再沉迷錢財,要關心老百姓。可德宗根本聽不進去,還覺得陸贄太煩,后來干脆把陸贄貶到外地去了。
從這時候起,大唐的朝政又開始走下坡路。藩鎮越來越橫,節度使們還是父死子繼,朝廷只能點頭;官員越來越貪,老百姓的賦稅越來越重;太監的權力也越來越大,后來甚至能干涉朝政。德宗自己呢,天天在宮里喝酒作樂,看著庫房里的錢越來越多,心里才覺得踏實。
德宗晚年,犯了不少糊涂事。他一方面當“甩手掌柜”,把朝政交給宰相,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權,總怕宰相權力太大,所以經常派太監去監視宰相,還動不動就換宰相。
當時有個宰相叫裴延齡,是個十足的奸臣。他知道德宗喜歡錢,就天天跟德宗說“我能幫陛下搞到很多錢”,其實就是把老百姓的賦稅加倍征收,再把搜刮來的錢交給德宗。德宗居然信了,還覺得裴延齡是個忠臣,天天夸他。大臣們都知道裴延齡不是好人,紛紛上書彈劾他,可德宗根本不管,還把彈劾的大臣貶官。
還有一件事,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。他以前討厭藩鎮,后來卻開始學藩鎮的樣子,把自己的親信派到地方當節度使,讓他們替自己搜刮錢財。有個叫李實的官員,被德宗派到京兆府(今西安)當尹,李實上任之后,不管老百姓死活,拼命收稅,連災年都不讓減免。老百姓被逼得賣兒賣女,李實卻跟德宗說“今年糧食豐收,老百姓過得很好”(《新唐書》)。德宗居然信了,還賞了李實不少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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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,德宗也不是完全糊涂。他雖然不管朝政,但心里還是惦記著大唐的江山。他知道太子李誦身體不好,就提前安排好輔佐太子的大臣;他也知道吐蕃是個威脅,就跟吐蕃議和,還派使者去安撫周邊的少數民族,讓大唐的邊境暫時安定下來。
公元805年,德宗得了重病,躺在床上不能動。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,就把太子李誦叫到床邊,囑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國家,別像自己一樣,一輩子干了不少后悔事。沒過幾天,德宗就在長安皇宮里咽氣了,享年六十四歲。
他死了之后,太子李誦登基,就是唐順宗。可順宗身體太差,當了幾個月皇帝就禪位給兒子唐憲宗。憲宗登基后,又開始削藩,還真平定了不少藩鎮,史稱“元和中興”。要是德宗泉下有知,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慚愧——自己沒完成的事,居然被孫子完成了。
唐德宗李適的一輩子,就像坐過山車,起起落落,大喜大悲。他剛登基的時候,是個想干一番大事業的“明君”苗子,裁冗官、省開支、削藩鎮,每一步都走在點子上,差點就真的“中興”大唐了。可他太驕傲、太急躁,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,最后被逼得逃亡、下罪己詔,從此一蹶不振,變成了一個“昏君”。
《舊唐書》評價他“志大而才疏,心高而智淺”,這話很中肯。他有想當“中興之主”的志向,卻沒有相應的能力和耐心;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,卻不知道該怎么慢慢解決,總想一口吃個胖子。
但我們也不能全怪他。他出生在亂世,親眼見證了大唐的衰落,心里著急想挽回,這本身沒錯。只是他沒明白,治理一個破碎的王朝,就像修補一件破衣服,得一針一線慢慢縫,不能用剪刀亂剪。
德宗這輩子,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那道《罪己詔》。他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,這在皇帝里是很少見的。也正是因為這道詔書,大唐才沒有在藩鎮之亂中徹底滅亡,為后來的“元和中興”留下了一線生機。
要是德宗能早點明白“慢慢來”的道理,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陸贄這樣的忠臣,要是他晚年沒有那么沉迷錢財,或許他真的能成為大唐的“中興之主”。可惜,歷史沒有“要是”。
唐德宗李適,就是這么一個復雜又真實的皇帝。他不是完美的明君,也不是徹底的昏君,他只是一個在亂世里掙扎的普通人,想做好卻沒做好,留下了一堆遺憾,也留下了一段讓后人唏噓的歷史。
參考《舊唐書·德宗紀》《新唐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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