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此時的大明,已經到了“民不聊生”的地步。萬歷三十年(公元1602年),陜西鬧旱災,老百姓沒飯吃,只能吃樹皮、草根,甚至出現了“人吃人”的慘狀;萬歷三十一年(公元1603年),江南鬧水災,莊稼全淹了,幾十萬流民涌入城市,餓死的人隨處可見。大臣們紛紛遞奏折,請求萬歷減免賦稅,拿出國庫的錢賑濟災民,可萬歷卻把奏折留著不批,還說“國庫的錢是給我和福王用的,不能隨便給老百姓”。
有個叫楊漣的御史,看不下去了,遞了一份奏折,說“福王在洛陽揮霍無度,老百姓卻在餓死,陛下要是再不管,老百姓就會造反,大明就會亡了”。萬歷看了奏折,氣得把楊漣貶到貴州當驛丞,還跟身邊的太監說“這些大臣就是多管閑事,老百姓餓死跟我有什么關系?”
朱常洵的奢華,不僅掏空了大明的國庫,還讓老百姓對萬歷徹底失望。當時民間流傳著一句話:“帝耗天下以肥王,洛陽富于大內。”意思就是萬歷把天下的錢財都給了福王,洛陽福王府的財富,比皇宮還多。這句話,成了后來李自成起義的導火索——李自成起義后,第一個攻打的就是洛陽,朱常洵也被李自成的軍隊殺死,他搜刮來的財富,也被李自成用來賑濟災民,成了推翻大明的“彈藥”。
萬歷雖然“怠政”,可在他統治期間,大明卻打了三場大規模的戰爭,史稱“萬歷三大征”——寧夏之役、朝鮮之役、播州之役。這三場戰爭,大明都打贏了,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,幾乎拖垮了大明的國力。
先說說寧夏之役。萬歷二十年(公元1592年),寧夏的將領哱拜起兵造反。哱拜本來是蒙古人,后來投降了明朝,被封為寧夏副總兵。可他覺得自己功勞大,待遇低,心里不滿,就聯合蒙古的一些部落,起兵造反,占領了寧夏城,還想攻占陜西,進而奪取整個西北。
萬歷接到奏報后,雖然不想管,可要是哱拜真的占領了西北,大明就會失去重要的糧食產地和邊防要地,所以他只能派軍隊去鎮壓。他任命李如松為提督陜西討逆軍務總兵官,率軍五萬,去寧夏平叛。
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兒子,打仗很有本事。他率軍到了寧夏后,沒有急著攻城,而是先切斷了哱拜的糧道和水源,把寧夏城團團圍住。哱拜的軍隊沒了糧食和水,很快就亂了陣腳。李如松趁機率軍攻城,只用了一個月,就攻破了寧夏城,斬殺了哱拜,平定了叛亂。
寧夏之役,大明雖然打贏了,可也花費了兩百多萬兩銀子,還損失了一萬多士兵。
再說說朝鮮之役。萬歷二十年(公元1592年),小日本的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后,想侵略中國,可他覺得直接打中國太難,就先派兵侵略朝鮮,想以朝鮮為跳板,再進攻中國。小日本軍隊很快就占領了朝鮮的大部分地區,朝鮮國王李昖逃到明朝邊境,向萬歷求救,說“要是明朝不幫朝鮮,小日本下一步就會進攻明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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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歷一開始不想派兵,覺得朝鮮是外國,跟大明沒關系。可大臣們勸他:“朝鮮是大明的藩屬國,要是朝鮮被小日本占領,大明的東北邊境就會暴露在小日本的威脅之下,到時候麻煩就大了。”萬歷想了想,覺得大臣們說得有道理,就決定派兵支援朝鮮。
他任命李如松為東征提督,率軍四萬,渡過鴨綠江,進入朝鮮。李如松打仗很勇猛,剛到朝鮮就率軍攻占了平壤,斬殺小日本一萬多人,小日本軍嚇得紛紛向南逃竄。可日本軍隊并沒有撤退,而是在漢城附近的碧蹄館設下埋伏,想伏擊李如松的軍隊。李如松識破了小日本的計謀,率軍反擊,雖然打退了日本軍隊,可自己也損失了不少士兵。
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,雙方打打停停,都打得筋疲力盡。萬歷二十六年(公元1598年),豐臣秀吉病死,小日本失去了主帥,開始撤退。明朝和朝鮮的軍隊趁機追擊,在露梁海戰中大敗日本軍隊,斬殺日本兵兩萬多人,徹底把日本軍隊趕出了朝鮮。
朝鮮之役,大明雖然打贏了,可花費了七百多萬兩銀子,損失了三萬多士兵,而且還讓東北的邊防變得空虛——因為大部分軍隊都被調到朝鮮打仗了,東北的女真部落趁機崛起,為后來清朝的建立埋下了伏筆。
最后說說播州之役。播州(今貴州遵義)是楊氏家族的世襲領地,從唐朝開始,楊氏家族就統治著播州,到了明朝,楊家依然擁有很大的權力。萬歷二十七年(公元1599年),播州土司楊應龍起兵造反。楊應龍覺得自己勢力大,明朝管不了他,就率軍攻占了貴州、四川的一些州縣,還殺了不少明朝的官員。
萬歷接到奏報后,派李化龍為總督四川、湖廣、貴州軍務,率軍二十萬,去播州平叛。李化龍采取“分兵多路,四面圍攻”的戰術,把楊應龍的軍隊分割包圍。楊應龍的軍隊雖然勇猛,可寡不敵眾,很快就節節敗退。萬歷二十八年(公元1600年),李化龍率軍攻占了播州的首府海龍囤,楊應龍自殺身亡,播州之亂被平定。
播州之役,大明雖然打贏了,可也花費了三百萬兩銀子,損失了兩萬多士兵。
“萬歷三大征”,大明雖然都取得了勝利,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邊疆的穩定,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——總共花費了一千兩百多萬兩銀子,相當于大明三年的國庫收入,損失了六萬多士兵。而且,為了籌集軍費,萬歷還加重了賦稅,派太監去地方上“礦稅監”,瘋狂搜刮老百姓的錢財,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,流民造反不斷。
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里說:“寧夏、朝鮮、播州三役,費帑金數百萬,國用大匱。”意思就是寧夏、朝鮮、播州這三場戰爭,花費了幾百萬兩銀子,導致國家的財政陷入了困境。這場“勝利”,就像一劑“強心針”,雖然暫時讓大明看起來很強大,可實際上卻加速了大明的衰敗——國庫空了,士兵少了,老百姓怨聲載道,大明就像一個外表強壯、內部卻早已腐爛的巨人,只要輕輕一推,就會倒下。
萬歷中后期,朝堂上除了“立儲之爭”,還有一場更可怕的斗爭——東林黨與齊楚浙黨的“黨爭”。這場斗爭,從萬歷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開始,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,把整個朝堂搞得烏煙瘴氣,讓大明徹底失去了“自救”的機會。
東林黨起源于無錫的東林書院。萬歷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,顧憲成因為得罪了萬歷,被罷官回鄉。他回到無錫后,在東林書院講學,跟高攀龍、錢一本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,議論朝政,批評時弊,主張“整頓吏治,減輕賦稅,重視人才”。很多對現狀不滿的大臣和文人,都紛紛投靠東林黨,東林黨慢慢成了朝堂上的一股重要勢力。
齊楚浙黨則是由一些地方官員和投機取巧的大臣組成的。他們因為地域關系,分成了齊黨(山東籍官員)、楚黨(湖廣籍官員)、浙黨(浙江籍官員),后來為了對抗東林黨,就聯合在了一起,被稱為“齊楚浙黨”。齊楚浙黨的主張跟東林黨完全相反——他們支持萬歷的“怠政”,贊成派太監去地方上“礦稅監”,還為鄭貴妃和福王說話,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權力和財富,什么都愿意做。
東林黨和齊楚浙黨的斗爭,一開始還只是“政見不同”,后來慢慢變成了“人身攻擊”和“權力爭奪”。兩派互相彈劾,互相拆臺,只要是對方支持的,自己就反對;只要是對方反對的,自己就支持,根本不管事情本身是對是錯。
比如在“礦稅監”的問題上,東林黨認為“礦稅監是害民之賊,應該廢除”,齊楚浙黨卻認為“礦稅監能為朝廷增加收入,應該保留”。雙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開交,東林黨大臣跪在午門外哭諫,齊楚浙黨大臣則在萬歷面前說東林黨的壞話,萬歷本來就討厭東林黨,就把幾個帶頭哭諫的東林黨大臣貶到了外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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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官員選拔的問題上,兩派也斗得你死我活。東林黨想提拔那些正直、有能力的官員,齊楚浙黨卻想提拔自己的親信和關系戶。有一次,朝廷要選拔一個吏部尚書,東林黨推薦了正直的鄒元標,齊楚浙黨卻推薦了貪婪的李三才。雙方在朝堂上吵了好幾天,最后萬歷還是聽了齊楚浙黨的話,任命李三才為吏部尚書,鄒元標則被調到南京當閑官。
更可怕的是,兩派還把“黨爭”帶到了軍事和民生上。有一次,陜西鬧旱災,東林黨大臣建議“減免賦稅,開倉放糧”,齊楚浙黨大臣卻認為“要是減免賦稅,朝廷就沒錢了,應該繼續征稅”。雙方吵來吵去,最后什么都沒做成,陜西的流民越來越多,最后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。
在東北邊防的問題上,兩派也互相拆臺。東林黨支持熊廷弼經略遼東,認為熊廷弼有能力守住遼東,齊楚浙黨卻反對熊廷弼,說熊廷弼“膽小怕事,不敢打仗”。齊楚浙黨大臣還在萬歷面前說熊廷弼的壞話,萬歷就把熊廷弼罷官,任命袁應泰為經略遼東。袁應泰根本不懂軍事,很快就把遼東的大片土地丟給了女真部落,大明的東北邊防徹底崩潰。
《明史·閹黨傳》里說:“萬歷中,廷臣爭門戶,部黨角立,相攻者無虛日。”意思就是萬歷中期,大臣們分成了不同的派別,互相攻擊,沒有一天不爭吵的。這場“黨爭”,就像一場“內耗”,把大明的精力都消耗光了——大臣們只顧著互相爭斗,沒人關心老百姓的死活,沒人關心邊防的危機,沒人關心國家的未來。
而萬歷,作為大明的皇帝,不僅沒有制止“黨爭”,反而還利用“黨爭”來平衡朝堂的權力——他覺得兩派互相爭斗,自己就能坐收漁翁之利,牢牢掌握權力。可他沒想到,這種“平衡”,最終會把大明拖進深淵。當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全國,當女真部落的鐵騎踏破山海關的時候,萬歷才明白,自己當初的“小聰明”,其實是毀掉大明的“大愚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