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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說他的“文藝成就”。他在位期間,干了一件影響元朝文化的大事——成立“奎章閣學士院”。這地方可不是普通的“文化機構”,而是集藏書、創作、學術研究于一體的“頂級文化平臺”,圖帖睦爾親自當“院長”,還邀請了虞集、柯九思這些當時的文壇大佬來任職。
他搞奎章閣,可不是“玩票”。一方面,他想靠文化提升自己的“人設”——畢竟自己是“二次登基”,需要用“文治”證明自己不是“只會奪權的莽夫”;另一方面,他也想通過奎章閣培養自己的“嫡系人才”,慢慢削弱燕帖木兒的勢力。用現代管理學來說,這叫“用文化軟實力,打造核心團隊”。
他還親自帶頭搞創作,寫的詩、畫的畫在當時都很有名。據說他畫的《萬歲山圖》,筆法細膩,意境深遠,后來被收藏在皇宮里,成為元朝書畫的“代表作”。他還命人編纂《經世大典》,把元朝開國以來的典章制度都整理了一遍,相當于編了一本“元朝公司管理制度大全”。《元史》里說,這部書“凡八百八十卷,目錄十二卷”,規模堪比現在的“企業百科全書”,可見他對“制度建設”的重視。
除了搞文化,圖帖睦爾在“治國管理”上也有兩把刷子。他知道元朝最大的問題是“吏治腐敗”,就出臺了“考核制度”——規定官員每三年考核一次,不合格的直接罷免,還嚴禁官員“吃空餉”“收賄賂”。這波操作,相當于現在公司搞“KPI考核”,誰不行誰滾蛋,一下子就把官場的“摸魚風氣”壓下去了。
他還關注民生,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“賦稅太重”。1330年,他下令減免江浙、湖廣等地的賦稅,還開放糧倉救濟災民。《元史》記載,這一年“賑糧凡數十萬石”,相當于給“底層員工”漲了福利,穩定了“公司基層”。
不過,他也有“職場短板”——太依賴燕帖木兒。燕帖木兒仗著自己有擁立之功,越來越囂張,不僅霸占朝政,還娶了泰定帝的皇后和公主,簡直把皇宮當成了自己家。圖帖睦爾雖然知道燕帖木兒“越界”,可一來自己的皇位靠他支持,二來也不想再引發權力斗爭,就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。這種“妥協”,也為后來元朝的混亂埋下了隱患。
圖帖睦爾的皇帝生涯,只持續了四年。1332年八月,他突然病重,臨死前,他做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決定——不讓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繼位,而是傳位給大哥和世?的兒子妥懽帖睦爾。
他為啥這么做?有人說他是因為“殺兄”心懷愧疚,想靠傳位給侄子贖罪;也有人說他是怕燕帖木兒篡權,覺得妥懽帖睦爾年紀小,更容易控制。不管怎么說,《元史》里記載,他臨死前對大臣說:“昔者晃忽叉(旺忽察都)之事,為朕平生大錯,朕嘗中夜思之,悔之無及。”這話算是間接承認了自己對大哥的死有責任。
可他的“遺愿”并沒有順利實現。他死后,燕帖木兒覺得妥懽帖睦爾年紀太小,不好控制,就改立了和世?的另一個兒子懿璘質班,也就是元寧宗。可元寧宗登基才一個月就病死了,燕帖木兒沒辦法,只能把妥懽帖睦爾接回來,立為皇帝,也就是元順帝。
而圖帖睦爾的兒子燕帖古思,后來被元順帝流放,最終死在了路上。一代文藝帝王,死后連自己的兒子都保不住,也是夠憋屈的。
要是用現在的標準給圖帖睦爾打分,他絕對是“文藝滿分,權謀及格”。
說他“文藝滿分”,是因為他是元朝皇帝里少有的“文化人”——成立奎章閣、編纂《經世大典》、擅長書畫,這些成就放在任何一個朝代,都能當“文化標桿”。他用文化給元朝“續命”,讓這個靠武力建立的王朝,多了幾分“書卷氣”。
說他“權謀及格”,是因為他在復雜的權力斗爭里,能兩次保住皇位,還能靠“文化牌”培養自己的勢力,比那些只會打打殺殺的蒙古貴族強多了。可他太“軟”,對燕帖木兒的妥協,最終讓權力落到了權臣手里,也讓元朝的“內耗”越來越嚴重。
《元史》評價他“歷數之歸,實當正統,而其仁文之治,有足稱焉”,這話挺中肯。他不是一個“雄才大略”的皇帝,卻在元朝最混亂的時候,撐起了一片“文藝天空”;他沒能力徹底解決元朝的根本問題,卻用自己的方式,給這個王朝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。
參考《元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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