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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露之變后,文宗的日子過得比囚犯還難受。仇士良把他身邊的宮女、太監全換了一遍,全是自己的親信,文宗的一舉一動都在仇士良的監視之下。他想跟自己的皇后、妃子說句話,都得看宦官的臉色。
有一天,文宗跟一個老太監聊天,問他:“你說,我跟以前的漢獻帝比,誰更差?”老太監嚇得趕緊跪下,說:“陛下是大唐的天子,漢獻帝是亡國之君,怎么能相提并論呢?”文宗苦笑著說:“漢獻帝好歹還有曹操輔佐,雖然是傀儡,但曹操還不敢公開欺負他。我呢?我連漢獻帝都不如啊!”說完,他又哭了起來。《新唐書·文宗紀》里記載了這件事,說文宗“自是忽忽不樂,常登勤政樓,北望而泣”。
他開始懷念以前的日子。懷念自己剛登基的時候,雖然國家窮,但自己還有雄心壯志;懷念跟裴度、韋處厚一起討論朝政的夜晚,雖然累,但心里有盼頭;甚至懷念宋申錫還在的時候,雖然沒做成事,但至少還有人跟自己一起對抗宦官。可現在,什么都沒了。
文宗本來就身體不好,經過甘露之變的打擊,身體越來越差。他經常咳嗽、發燒,有時候咳得連飯都吃不下。宮里的太醫想給他好好治病,可仇士良根本不把他的死活放在心上,只讓太醫開點普通的藥,意思意思就行。
有一次,文宗想吃一碗羊肉湯,跟太監說了好幾次,太監都推三阻四,最后只端來一碗冷冰冰的粥。文宗看著那碗粥,眼淚又掉了下來,他說:“我這個皇帝,連一碗熱湯都喝不上,活著還有什么意思?”
他也想過反抗。有一次,他偷偷找了個機會,跟宰相鄭覃、李固言商量,想再找幾個可靠的人,除掉仇士良。可鄭覃和李固言都嚇得要死,趕緊說:“陛下,甘露之變的教訓還不夠嗎?現在宦官勢力太大,咱們根本斗不過他們,還是先忍忍吧。”文宗看著他們害怕的樣子,知道自己再也沒有機會了。
從那以后,文宗徹底放棄了。他不再想“中興大唐”,也不再想除掉宦官,只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。他有時候會寫點詩,詩里全是悲涼的句子,比如“輦路生秋草,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,無復侍臣知”——走在皇宮的路上,秋天的野草都長出來了,上林苑的花開得再茂盛,又有誰能懂我的心意呢?
他身邊的人都說,陛下變了。以前那個意氣風發、勤政愛民的皇帝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沉默寡言、滿臉愁容的老頭。只有在偶爾看到宮里的小孩玩耍的時候,文宗的眼神里才會閃過一絲光亮,好像想起了自己少年時的樣子。
開成四年(公元839年),文宗的身體已經垮了。他經常臥病在床,連起身都需要人攙扶。仇士良見他快不行了,就開始琢磨著立誰當新皇帝——畢竟,新皇帝得是自己能控制的。
當時,文宗有兩個兒子:太子李永和陳王李成美。太子李永是個老實孩子,仇士良覺得他不好控制,就想找個理由把他廢掉。于是,仇士良指使宮女、太監誣告太子的母親王德妃“穢亂宮闈”,還說太子跟宮女有染。
文宗本來就病得糊里糊涂,加上仇士良在一旁煽風點火,居然真的相信了。他下令把王德妃賜死,然后把太子李永軟禁在東宮。李永又怕又氣,沒幾天就病死了——死的時候才十幾歲。《舊唐書·文宗諸子傳》里寫:“永竟以憂卒,時年二十四(此處史料有爭議,一說十幾歲),贈悼懷太子。”
太子死了,文宗心里很愧疚。他后來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,可他連為太子平反的勇氣都沒有。有一次,他在東宮看到太子生前用過的玩具,忍不住抱著玩具大哭,哭著說:“兒啊,是爹對不起你,是爹害了你啊!”
太子死后,文宗想立陳王李成美為新太子。李成美年紀小,性格懦弱,文宗覺得他至少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。可仇士良不同意,他想立潁王李炎(文宗的弟弟)為皇帝,因為李炎看起來更“聽話”。
文宗跟仇士良爭論了好幾次,可仇士良根本不給他面子,說:“陛下身體不好,還是別管這些事了,立誰當太子,我自有安排。”文宗氣得渾身發抖,可他一點辦法都沒有,只能眼睜睜看著仇士良把李炎定為皇太弟。
開成五年(公元840年)正月,文宗已經到了彌留之際。他躺在病床上,呼吸困難,連說話都很困難。仇士良帶著一群宦官守在床邊,名義上是“伺候”他,實際上是怕他臨死前再搞出什么花樣。
文宗想再見見自己的皇后和妃子,仇士良不讓;他想跟大臣們說幾句話,仇士良也不讓。他只能睜著眼睛,看著天花板,嘴里斷斷續續地說著什么。旁邊的太監湊過去聽,只聽見他說:“殺宦……中興……大唐……”沒等說完,頭一歪,就斷了氣。
這一年,文宗才三十三歲。他當了十四年皇帝,前半段意氣風發,想干一番大事;后半段困守深宮,受盡屈辱。他一輩子都在跟宦官斗,可到最后,連自己的兒子、自己的身后事都管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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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宗死后,仇士良立刻立潁王李炎為皇帝,也就是唐武宗。他還下令,把陳王李成美和文宗的另一個弟弟安王李溶都殺了,以防他們以后爭奪皇位。《新唐書·仇士良傳》里說:“士良因矯詔立武宗,殺陳王、安王。”
文宗的葬禮辦得很潦草。沒有隆重的儀式,沒有大臣們的痛哭,只有仇士良和宦官們在一旁監督。長安城里的百姓聽說文宗死了,都偷偷地哭——他們還記得,這位皇帝曾經想給他們一個太平盛世,可惜,他失敗了。
文宗死后,史書上對他的評價很復雜。《舊唐書·文宗紀》里說他:“恭儉儒雅,出于自然,承父兄奢弊之余,樂聞規諫,欲致治平。而受制于宦豎,訖無成功,飲恨而終。”說他恭謹節儉,有儒雅之風,想在父兄留下的爛攤子上實現治平,可惜被宦官控制,最終飲恨而終。
《新唐書·文宗紀》的評價更直接:“文宗有心,而無其才;有其志,而無其力。”說他有中興大唐的心,卻沒有相應的才能;有除掉宦官的志向,卻沒有足夠的力量。
有人說,文宗太急了。如果他能慢慢來,先鞏固自己的權力,再一步步削弱宦官的勢力,也許就不會有甘露之變的慘敗。也有人說,文宗太天真了。他不該相信李訓、鄭注那樣的野心家,更不該把希望寄托在一場冒險的政變上。
可不管怎么說,文宗的努力,還是給大唐留下了一點痕跡。他在位的時候,節省了朝廷的開支,提拔了一批正直的大臣,讓長安城里的百姓看到過一絲“中興”的希望。他雖然失敗了,但他至少敢跟宦官斗——比起后來那些連斗都不敢斗的皇帝,他已經很勇敢了。
長安的朱雀大街上,曾經掛過李訓的頭顱,曾經堆過甘露之變死者的尸體,也曾經走過意氣風發的文宗。如今,這些都成了史書上的文字。當后人翻開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,看到“唐文宗李昂”這幾個字的時候,總會想起那個三十三歲就飲恨而終的皇帝,想起他一輩子的掙扎與無奈,想起他那句“我不如漢獻帝”的嘆息。
也許,文宗的悲劇,早就注定了。當他被宦官從被窩里薅出來,推上皇位的那一刻,當他看著自己的親哥被宦官殺死的那一刻,當他發現大唐的病根已經深入骨髓的那一刻,他的命運,就已經寫好了結局。
參考《舊唐書·文宗紀》《新唐書》《資治通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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