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0章 明神宗朱翊鈞：十歲登基“三角輔”，四十八年民怨天（第1頁）

十歲登基承大統，初賴江陵治世功。

親政曾有中興志，晚歲深居萬事空。

礦稅殃民天下怨，黨爭禍國廟堂兇。

四十八年龍馭去，空留明史嘆昏庸。

隆慶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五月，紫禁城的空氣里還飄著初夏的燥熱，可乾清宮內卻一片死寂。剛滿三十六歲的隆慶帝朱載坖，在龍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，留下一個爛攤子：國庫空虛，邊防松弛，朝堂上大臣們還在為了權力吵得不可開交。

而繼承這一切的，是個只有十歲的孩子——朱翊鈞，也就是后來的萬歷帝。

當太監把朱翊鈞抱上龍椅時，這孩子還沒搞懂“皇帝”兩個字意味著什么。他只知道，爹沒了，以后要天天坐在這個硬邦邦的椅子上，聽一群老頭說些聽不懂的話。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里寫他“隆慶二年，立為皇太子。六年五月，即位，年十歲”，短短一句話，藏著一個孩子被迫長大的無奈。

十歲的皇帝，連奏折都讀不順，更別說處理朝政了。朝堂的權力，自然而然落到了兩個人手里：一個是萬歷的生母李貴妃（后來的李太后），一個是內閣首輔張居正，還有個幫他們穿針引線的太監——馮寶。

李貴妃不是個普通的后宮婦人，她精明得很。知道兒子年紀小，必須找個靠譜的大臣幫忙，而張居正就是最好的人選。她對萬歷管得極嚴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萬歷叫起來，親自監督他讀書，要是萬歷背書出錯，或者上課走神，輕則罰站，重則讓張居正過來“訓話”。有一次萬歷調皮，偷偷在宮里玩“打仗”的游戲，李貴妃直接把他關在小黑屋里，讓他反省：“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期望你的？再這樣下去，怎么當大明的皇帝？”

張居正更像是萬歷的“全職老師”兼“管家”。他給萬歷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學習計劃：每天早上五點起床，先讀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再練書法，下午還要聽大臣講朝政，晚上還得寫“心得體會”。張居正講課特別認真，遇到萬歷不懂的地方，會用講故事的方式解釋——比如講“仁政”，就說“陛下要是減免賦稅，老百姓能吃飽飯，就會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愛陛下”。可要是萬歷不用心，張居正也會翻臉：有次萬歷書法寫得潦草，張居正直接把他的作業扔了，說“陛下的字，是要讓天下人看的，怎么能這么敷衍？重新寫，寫不好不準吃飯”，好家伙，放到現在找個課外補習班百八十萬都沒人對您這么負責！

馮寶則是宮里的“潤滑劑”。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，負責幫萬歷“批紅”（在大臣的奏折上蓋章），可他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從不越權。李貴妃想了解朝堂動態，他就把大臣的奏折整理好，用通俗的話講給李貴妃聽；張居正想給萬歷提建議，又怕直接說惹萬歷不高興，就通過馮寶轉達。有次萬歷因為背書慢，被張居正訓哭了，馮寶就偷偷給萬歷塞塊糖，說“張先生是為了陛下好，陛下以后認真點，張先生就不會罵你了”。

這三個人，構成了萬歷初年的“權力鐵三角”。李貴妃掌“家法”，張居正掌“朝政”，馮寶掌“內務”，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條。可對于十歲的萬歷來說，這更像是一場“被安排的人生”——他沒有選擇的權利，只能按照別人的劇本走，哪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委屈。

有一次，萬歷跟身邊的小太監抱怨：“天天讀書、聽奏折，比在東宮的時候還累。”小太監勸他：“陛下再忍忍，等長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。”萬歷攥著小拳頭說：“等我親政了，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他當時還不知道，“親政”這兩個字，要等上整整十年，而他渴望的“自由”，最終會把大明拖進深淵。

萬歷剛登基的時候，朝堂上并不太平。高拱，前任內閣首輔，特別不服張居正。高拱覺得自己資格老，本事大，不應該讓張居正搶了“輔政大臣”的位置，經常在朝堂上跟張居正對著干。

高拱這個人，脾氣火爆，說話還不留情面。有次朝堂議事，張居正提議“整頓吏治”，高拱當場就反駁：“你才當幾天首輔？就敢隨便改祖宗的規矩？要是出了亂子，你擔得起責任嗎？”還有一次，高拱在背后跟人說：“一個十歲的孩子，懂什么朝政？還不是靠李貴妃和張居正擺弄？”這話很快就傳到了李貴妃耳朵里。

李貴妃聽了，氣得渾身發抖。她知道，高拱這是在質疑萬歷的皇位合法性，要是不收拾他，以后肯定會有更多人效仿，萬歷的江山就不穩了。可高拱是老臣，手里還有不少支持者，不能硬來。李貴妃就找張居正和馮寶商量，想了個“借刀殺人”的辦法。

馮寶先出手了。他知道高拱在宮里安插了不少眼線，就故意放出風聲，說“高拱想廢掉萬歷，立其他宗室子弟當皇帝”。這話一傳開，宮里的太監、宮女都慌了，紛紛跑到李貴妃面前告狀。李貴妃趁機把萬歷抱在懷里，在朝堂上哭著說：“先帝剛走，高拱就想害我們母子，這是要逼死我們啊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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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歷雖然才十歲，可也知道“廢帝”是大罪，嚇得直哭。大臣們一看太后和皇帝都哭了，紛紛指責高拱“大逆不道”。張居正也站出來，遞上一份奏折，列舉了高拱的“十大罪狀”，說“高拱專權跋扈，蔑視皇權，要是不罷免他，大明就會有危險”。

高拱本來還想辯解，可看到滿朝大臣都反對他，李貴妃又抱著萬歷哭個不停，知道自己大勢已去。當天，李貴妃就下了一道圣旨，把高拱貶為庶民，讓他立刻回老家。高拱臨走的時候，連皇宮都沒敢再進，灰溜溜地收拾行李，從北京的側門走了。

這場“李貴妃斗高拱”的風波，看似是后宮與朝臣的爭斗，其實是為萬歷掃清了親政前的最大障礙。經此一役，張居正徹底鞏固了內閣首輔的地位，馮寶也成了宮里最有權勢的太監，而李貴妃則用她的“雷霆手段”，讓所有人都知道：雖然皇帝年紀小，但她這個太后，不好惹。

《明史·后妃傳》里評價李貴妃：“太后教帝頗嚴，帝或不讀書，即召使長跪。每御講筵入，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。遇朝期，五更至帝寢所，呼曰‘帝起’，敕左右掖帝坐，取水為盥面，挈之登輦以出。”這段話里，藏著李貴妃的用心——她不僅要讓萬歷當皇帝，還要讓他當一個“合格的皇帝”。可她沒想到，自己的嚴格，反而讓萬歷心里埋下了叛逆的種子，等萬歷親政后，這些種子會開出最瘋狂的花。

張居正搞定高拱后，終于能放開手腳搞改革了。他知道，大明已經病了很久：國庫空虛，每年的收入不夠支出；土地兼并嚴重，老百姓沒地種，只能當流民；軍隊戰斗力差，蒙古人、倭寇時不時來騷擾；官員貪污腐敗，辦事效率極低。要是不改革，大明撐不了多久。

張居正的改革，主要抓了三件事：“一條鞭法”“考成法”和“整頓邊防”。

先說說“一條鞭法”。以前明朝收稅，又收糧食，又收布匹，還讓老百姓服勞役，特別麻煩，而且地方官還能趁機貪污——比如把糧食換成銀子，從中克扣差價。張居正就把所有的賦稅和勞役，都折算成銀子，讓老百姓直接交銀子，這就是“一條鞭法”。《明史·食貨志》里說“一條鞭法者，總括一州縣之賦役，量地計丁，丁糧畢輸于官”，意思就是把一個州縣的賦稅勞役合在一起，按土地和人口算，統一交銀子給官府。

這個改革，對老百姓來說是好事——不用再扛著糧食、拖著布匹去交稅，也不用擔心被地方官坑；對官府來說也方便——收銀子比收實物省事，還能減少貪污。實行“一條鞭法”后，大明的國庫收入明顯增加，從隆慶末年的兩百萬兩銀子，漲到了萬歷初年的四百萬兩，老百姓的負擔也減輕了不少。有個叫徐光啟的大臣，在他的著作里寫：“一條鞭法行，而民始得安其居，樂其業。”

再說說“考成法”。以前明朝的官員，只要不犯大錯，就能混日子，不管辦事效率高不高。張居正就制定了一套考核制度：給每個官員定“KPI”，比如知府要收多少稅、要抓多少盜賊、要修多少水利，要是完不成，就降職；要是超額完成，就升官。而且還實行“層層監督”——內閣監督六部，六部監督地方官，地方官監督縣令，誰要是敢敷衍，就一查到底。

有個叫王宗沐的漕運總督，負責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京，結果他辦事拖沓，糧食晚到了一個月。張居正直接把他降為知州，還通報全國，說“以后誰要是敢耽誤公務，就跟王宗沐一樣”。這下，官員們再也不敢混日子了，辦事效率提高了不少，朝堂的風氣也變好了。

最后是“整頓邊防”。張居正知道，要想讓改革順利進行，就得有個安穩的外部環境。他重用了兩個厲害的將領：戚繼光和李成梁。戚繼光負責東南沿海，他訓練的“戚家軍”，戰斗力極強，把倭寇打得不敢再來；李成梁負責東北，他率軍多次打敗蒙古人和女真部落，還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，讓東北邊境安穩了十幾年。

張居正還跟蒙古的俺答汗達成了“隆慶和議”——明朝允許蒙古人來邊境做生意，蒙古人則保證不侵犯明朝。以前蒙古人每年都來搶，現在能安安穩穩做生意，雙方都高興。《明史·韃靼傳》里說“自是邊境休息，東起延、永，西抵嘉峪七鎮，數千里軍民樂業，不用兵革”，意思就是從那以后，邊境太平了，東起延綏、永平，西到嘉峪關的七個軍鎮，幾千里的軍民都能安居樂業，不用再打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