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歲登基承大統,初賴江陵治世功。
親政曾有中興志,晚歲深居萬事空。
礦稅殃民天下怨,黨爭禍國廟堂兇。
四十八年龍馭去,空留明史嘆昏庸。
隆慶六年(公元1572年)五月,紫禁城的空氣里還飄著初夏的燥熱,可乾清宮內卻一片死寂。剛滿三十六歲的隆慶帝朱載坖,在龍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,留下一個爛攤子:國庫空虛,邊防松弛,朝堂上大臣們還在為了權力吵得不可開交。
而繼承這一切的,是個只有十歲的孩子——朱翊鈞,也就是后來的萬歷帝。
當太監把朱翊鈞抱上龍椅時,這孩子還沒搞懂“皇帝”兩個字意味著什么。他只知道,爹沒了,以后要天天坐在這個硬邦邦的椅子上,聽一群老頭說些聽不懂的話。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里寫他“隆慶二年,立為皇太子。六年五月,即位,年十歲”,短短一句話,藏著一個孩子被迫長大的無奈。
十歲的皇帝,連奏折都讀不順,更別說處理朝政了。朝堂的權力,自然而然落到了兩個人手里:一個是萬歷的生母李貴妃(后來的李太后),一個是內閣首輔張居正,還有個幫他們穿針引線的太監——馮寶。
李貴妃不是個普通的后宮婦人,她精明得很。知道兒子年紀小,必須找個靠譜的大臣幫忙,而張居正就是最好的人選。她對萬歷管得極嚴,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萬歷叫起來,親自監督他讀書,要是萬歷背書出錯,或者上課走神,輕則罰站,重則讓張居正過來“訓話”。有一次萬歷調皮,偷偷在宮里玩“打仗”的游戲,李貴妃直接把他關在小黑屋里,讓他反省:“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期望你的?再這樣下去,怎么當大明的皇帝?”
張居正更像是萬歷的“全職老師”兼“管家”。他給萬歷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學習計劃:每天早上五點起床,先讀《論語》《孟子》,再練書法,下午還要聽大臣講朝政,晚上還得寫“心得體會”。張居正講課特別認真,遇到萬歷不懂的地方,會用講故事的方式解釋——比如講“仁政”,就說“陛下要是減免賦稅,老百姓能吃飽飯,就會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愛陛下”。可要是萬歷不用心,張居正也會翻臉:有次萬歷書法寫得潦草,張居正直接把他的作業扔了,說“陛下的字,是要讓天下人看的,怎么能這么敷衍?重新寫,寫不好不準吃飯”,好家伙,放到現在找個課外補習班百八十萬都沒人對您這么負責!
馮寶則是宮里的“潤滑劑”。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,負責幫萬歷“批紅”(在大臣的奏折上蓋章),可他知道自己的位置,從不越權。李貴妃想了解朝堂動態,他就把大臣的奏折整理好,用通俗的話講給李貴妃聽;張居正想給萬歷提建議,又怕直接說惹萬歷不高興,就通過馮寶轉達。有次萬歷因為背書慢,被張居正訓哭了,馮寶就偷偷給萬歷塞塊糖,說“張先生是為了陛下好,陛下以后認真點,張先生就不會罵你了”。
這三個人,構成了萬歷初年的“權力鐵三角”。李貴妃掌“家法”,張居正掌“朝政”,馮寶掌“內務”,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條。可對于十歲的萬歷來說,這更像是一場“被安排的人生”——他沒有選擇的權利,只能按照別人的劇本走,哪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委屈。
有一次,萬歷跟身邊的小太監抱怨:“天天讀書、聽奏折,比在東宮的時候還累。”小太監勸他:“陛下再忍忍,等長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。”萬歷攥著小拳頭說:“等我親政了,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!”他當時還不知道,“親政”這兩個字,要等上整整十年,而他渴望的“自由”,最終會把大明拖進深淵。
萬歷剛登基的時候,朝堂上并不太平。高拱,前任內閣首輔,特別不服張居正。高拱覺得自己資格老,本事大,不應該讓張居正搶了“輔政大臣”的位置,經常在朝堂上跟張居正對著干。
高拱這個人,脾氣火爆,說話還不留情面。有次朝堂議事,張居正提議“整頓吏治”,高拱當場就反駁:“你才當幾天首輔?就敢隨便改祖宗的規矩?要是出了亂子,你擔得起責任嗎?”還有一次,高拱在背后跟人說:“一個十歲的孩子,懂什么朝政?還不是靠李貴妃和張居正擺弄?”這話很快就傳到了李貴妃耳朵里。
李貴妃聽了,氣得渾身發抖。她知道,高拱這是在質疑萬歷的皇位合法性,要是不收拾他,以后肯定會有更多人效仿,萬歷的江山就不穩了。可高拱是老臣,手里還有不少支持者,不能硬來。李貴妃就找張居正和馮寶商量,想了個“借刀殺人”的辦法。
馮寶先出手了。他知道高拱在宮里安插了不少眼線,就故意放出風聲,說“高拱想廢掉萬歷,立其他宗室子弟當皇帝”。這話一傳開,宮里的太監、宮女都慌了,紛紛跑到李貴妃面前告狀。李貴妃趁機把萬歷抱在懷里,在朝堂上哭著說:“先帝剛走,高拱就想害我們母子,這是要逼死我們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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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歷雖然才十歲,可也知道“廢帝”是大罪,嚇得直哭。大臣們一看太后和皇帝都哭了,紛紛指責高拱“大逆不道”。張居正也站出來,遞上一份奏折,列舉了高拱的“十大罪狀”,說“高拱專權跋扈,蔑視皇權,要是不罷免他,大明就會有危險”。
高拱本來還想辯解,可看到滿朝大臣都反對他,李貴妃又抱著萬歷哭個不停,知道自己大勢已去。當天,李貴妃就下了一道圣旨,把高拱貶為庶民,讓他立刻回老家。高拱臨走的時候,連皇宮都沒敢再進,灰溜溜地收拾行李,從北京的側門走了。
這場“李貴妃斗高拱”的風波,看似是后宮與朝臣的爭斗,其實是為萬歷掃清了親政前的最大障礙。經此一役,張居正徹底鞏固了內閣首輔的地位,馮寶也成了宮里最有權勢的太監,而李貴妃則用她的“雷霆手段”,讓所有人都知道:雖然皇帝年紀小,但她這個太后,不好惹。
《明史·后妃傳》里評價李貴妃:“太后教帝頗嚴,帝或不讀書,即召使長跪。每御講筵入,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。遇朝期,五更至帝寢所,呼曰‘帝起’,敕左右掖帝坐,取水為盥面,挈之登輦以出。”這段話里,藏著李貴妃的用心——她不僅要讓萬歷當皇帝,還要讓他當一個“合格的皇帝”。可她沒想到,自己的嚴格,反而讓萬歷心里埋下了叛逆的種子,等萬歷親政后,這些種子會開出最瘋狂的花。
張居正搞定高拱后,終于能放開手腳搞改革了。他知道,大明已經病了很久:國庫空虛,每年的收入不夠支出;土地兼并嚴重,老百姓沒地種,只能當流民;軍隊戰斗力差,蒙古人、倭寇時不時來騷擾;官員貪污腐敗,辦事效率極低。要是不改革,大明撐不了多久。
張居正的改革,主要抓了三件事:“一條鞭法”“考成法”和“整頓邊防”。
先說說“一條鞭法”。以前明朝收稅,又收糧食,又收布匹,還讓老百姓服勞役,特別麻煩,而且地方官還能趁機貪污——比如把糧食換成銀子,從中克扣差價。張居正就把所有的賦稅和勞役,都折算成銀子,讓老百姓直接交銀子,這就是“一條鞭法”。《明史·食貨志》里說“一條鞭法者,總括一州縣之賦役,量地計丁,丁糧畢輸于官”,意思就是把一個州縣的賦稅勞役合在一起,按土地和人口算,統一交銀子給官府。
這個改革,對老百姓來說是好事——不用再扛著糧食、拖著布匹去交稅,也不用擔心被地方官坑;對官府來說也方便——收銀子比收實物省事,還能減少貪污。實行“一條鞭法”后,大明的國庫收入明顯增加,從隆慶末年的兩百萬兩銀子,漲到了萬歷初年的四百萬兩,老百姓的負擔也減輕了不少。有個叫徐光啟的大臣,在他的著作里寫:“一條鞭法行,而民始得安其居,樂其業。”
再說說“考成法”。以前明朝的官員,只要不犯大錯,就能混日子,不管辦事效率高不高。張居正就制定了一套考核制度:給每個官員定“KPI”,比如知府要收多少稅、要抓多少盜賊、要修多少水利,要是完不成,就降職;要是超額完成,就升官。而且還實行“層層監督”——內閣監督六部,六部監督地方官,地方官監督縣令,誰要是敢敷衍,就一查到底。
有個叫王宗沐的漕運總督,負責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京,結果他辦事拖沓,糧食晚到了一個月。張居正直接把他降為知州,還通報全國,說“以后誰要是敢耽誤公務,就跟王宗沐一樣”。這下,官員們再也不敢混日子了,辦事效率提高了不少,朝堂的風氣也變好了。
最后是“整頓邊防”。張居正知道,要想讓改革順利進行,就得有個安穩的外部環境。他重用了兩個厲害的將領:戚繼光和李成梁。戚繼光負責東南沿海,他訓練的“戚家軍”,戰斗力極強,把倭寇打得不敢再來;李成梁負責東北,他率軍多次打敗蒙古人和女真部落,還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,讓東北邊境安穩了十幾年。
張居正還跟蒙古的俺答汗達成了“隆慶和議”——明朝允許蒙古人來邊境做生意,蒙古人則保證不侵犯明朝。以前蒙古人每年都來搶,現在能安安穩穩做生意,雙方都高興。《明史·韃靼傳》里說“自是邊境休息,東起延、永,西抵嘉峪七鎮,數千里軍民樂業,不用兵革”,意思就是從那以后,邊境太平了,東起延綏、永平,西到嘉峪關的七個軍鎮,幾千里的軍民都能安居樂業,不用再打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