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五代史·唐廢帝紀》里評價李從厚:“從厚為人柔弱,無謀斷,在東宮,事皆決于左右,及為帝,朱弘昭、馮赟用事,而從厚不能制,遂至于亡?!币痪湓掽c透了他的悲?。翰皇菙橙颂珡姶?,是自己太窩囊。
李從珂登基那天,洛陽皇宮里熱鬧得很。他穿著嶄新的龍袍,坐在太極殿的龍椅上,接受大臣們的朝拜,心里別提多得意了——想當初他只是個小兵,跟著李嗣源打仗,現在居然成了皇帝,這人生簡直跟做夢一樣。
可得意歸得意,李從珂心里清楚:自己這個皇帝,坐得并不穩。
首先,他不是李嗣源的親兒子,是養子。雖然五代十國不怎么講究“嫡庶”,但“名不正則言不順”,總有大臣在背后嘀咕他的皇位來路不正。其次,藩鎮的威脅還在,尤其是姐夫石敬瑭——這家伙手里有兵,還跟契丹有勾結,看著就不是善茬。最后,朝廷沒錢——李從厚逃跑時,把皇宮里的珍寶差不多都帶走了,現在國庫空空如也,連士兵的軍餉都發不出來。
李從珂思來想去,覺得先解決“錢”的問題最要緊。他召集大臣們開會,說:“現在國庫空虛,士兵們打仗辛苦,咱們得想辦法湊點錢,給士兵發軍餉?!?/p>
大臣們你看我,我看你,沒人說話——誰愿意把自己的錢拿出來?李從珂見狀,干脆自己帶了個頭,把皇宮里剩下的珠寶、綢緞都拿了出來,還讓皇后、妃子們也捐點私房錢??蛇@點錢遠遠不夠,李從珂急了,下了一道圣旨:讓洛陽城里的官員、富商都“自愿”捐款,要是不捐,就派兵去抄家。
這一下,洛陽城亂了。官員們哭窮,富商們藏錢,有的甚至假裝上吊,就為了少捐點。《舊五代史·末帝紀》里記載:“帝令京城士庶助軍,百姓皆苦之,多有亡竄者。”意思是李從珂讓京城的百姓捐錢助軍,老百姓都苦不堪言,很多人都逃跑了。
好不容易湊夠了軍餉,李從珂又開始琢磨怎么對付石敬瑭。他知道石敬瑭有野心,可又不敢直接動手——石敬瑭的河東軍戰斗力強,還跟契丹關系好,真打起來,自己不一定能贏。
于是,李從珂又想起了李從厚的“老辦法”——調兵。他下旨,把石敬瑭從河東調到鄆州。他以為石敬瑭會像自己當初那樣,要么乖乖聽話,要么起兵反抗,到時候自己就能名正言順地收拾他。
可石敬瑭比李從珂想的更狠。他接到圣旨后,沒立馬反,而是先給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寫了封信,說:“只要您幫我打敗李從珂,我就把幽云十六州獻給您,還認您當爹!”
耶律德光一看,這買賣太劃算了——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的門戶,拿了這里,以后進中原就方便多了。于是他立馬率領十萬契丹大軍,南下幫石敬瑭。
消息傳到洛陽,李從珂傻了。他沒想到石敬瑭居然會勾結契丹,更沒想到契丹軍來得這么快。他趕緊派大將張敬達率領三萬大軍去河東,阻攔石敬瑭和契丹軍。
可張敬達根本不是契丹軍的對手。兩軍在晉陽城外一交手,唐軍就敗了,張敬達帶著殘兵退守晉安寨,被契丹軍和石敬瑭的軍隊團團圍住。李從珂又派了幾路援軍,可要么被打敗,要么不敢上前,晉安寨成了一座孤城。
這時候,李從珂本該親自帶兵去解圍——他畢竟是打了半輩子仗的猛將,只要他親自出馬,說不定能鼓舞士氣,扭轉戰局。可李從珂卻慫了。
他怕了。他怕契丹軍的勇猛,怕石敬瑭的狠辣,更怕自己像李從厚一樣,當了沒幾天皇帝就被殺。于是他整天躲在皇宮里,要么喝酒,要么跟妃子們哭,根本不提領兵出征的事。大臣們天天勸他:“陛下,您得親征?。〔蝗卉婈牼屯炅?,洛陽也保不住了!”
李從珂每次都答應得好好的,可第二天一醒,又縮在宮里不出來。有次他都穿上戰袍了,準備出發,可一看外面下雨,又說:“下雨天不適合打仗,等天晴了再說。”就這樣拖來拖去,晉安寨的唐軍糧盡援絕,張敬達的部將楊光遠殺了張敬達,帶著全軍投降了石敬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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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安寨一丟,洛陽就暴露在石敬瑭和契丹軍的面前。李從珂徹底絕望了,他知道自己沒機會了。清泰三年(公元936年)十一月,石敬瑭的大軍逼近洛陽,李從珂帶著皇后、妃子、兒子們,登上了洛陽的玄武樓。
站在樓上,李從珂看著遠處逼近的敵軍,又想起了自己當年在鳳翔城頭的哭聲——那時候他哭來了軍隊,哭來了皇位,可現在,再哭也沒用了。他拿出皇宮里最后一點酒,跟家人喝了起來,喝著喝著就哭了:“我這輩子,打了無數仗,沒想到最后會落到這個地步……”
哭完,李從珂點燃了玄武樓。大火很快就蔓延開來,濃煙滾滾,遮住了半個洛陽城。這位靠“哭”上位、靠“勇”起家的皇帝,最終在火海里結束了自己的一生,死時三十九歲,當了不到三年皇帝。
石敬瑭打進洛陽后,找到了李從珂的尸骨,隨便找了個地方埋了,連個像樣的陵墓都沒給。后唐,這個只存在了十四年的王朝,也隨著李從珂的死,徹底滅亡了。
先說說李從厚的“致命傷”——優柔寡斷,信錯了人。他登基后,本該先穩住局面,安撫藩鎮,可他卻因為“怕”,盲目聽從朱弘昭、馮赟的餿主意,強行調走李從珂和石敬瑭的兵權,把能打的人都逼成了敵人。《新五代史》里說他“無謀斷,事皆決于左右”,這話一點不假。他就像個沒主見的孩子,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,最后被自己的“怕”和“蠢”坑死了。
再看李從珂的“死穴”——勇猛有余,智慧不足,還貪于享樂。他靠兵變上位,卻沒想著怎么治理國家,反而一上來就靠搜刮百姓湊軍餉,把民心都給丟了。對付石敬瑭時,他明明有機會親征,卻因為“慫”和“懶”,錯失了最后的機會。他以為自己的勇猛能解決一切,卻忘了五代十國的亂世里,光靠勇猛是不夠的——還得有謀略,有民心,有眼光。
而他們共同的悲劇,在于沒看清后唐的“致命隱患”——藩鎮太強,皇權太弱。從李嗣源開始,后唐的藩鎮就手握重兵,不聽朝廷號令。李從厚和李從珂,都想通過“調兵”來削弱藩鎮,可他們沒意識到,在藩鎮勢力大于皇權的時代,這種做法只會引火燒身。李從厚逼反了李從珂,李從珂又逼反了石敬瑭,本質上都是在“以卵擊石”。
更諷刺的是,李從珂當初靠“清君側”反了李從厚,可他自己登基后,也沒比李從厚好多少——一樣的猜忌藩鎮,一樣的搜刮百姓,一樣的昏庸無能。他以為自己能改變后唐的命運,卻沒想到自己只是后唐滅亡的“第二塊墊腳石”。
石敬瑭建立后晉后,追封李從厚為“鄂王”,卻沒給李從珂任何封號——在他眼里,李從珂只是個“亂臣賊子”。可不管是“鄂王”還是“亂臣賊子”,他們都成了五代十國烽煙里的一抹塵埃,只留下一段兄弟相殘、身死國滅的悲歌。
參考《新五代史》《舊五代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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