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7章 唐文宗李昂：“我不如漢獻帝”的嘆息（第3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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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露之變后，文宗的日子過得比囚犯還難受。仇士良把他身邊的宮女、太監全換了一遍，全是自己的親信，文宗的一舉一動都在仇士良的監視之下。他想跟自己的皇后、妃子說句話，都得看宦官的臉色。

有一天，文宗跟一個老太監聊天，問他：“你說，我跟以前的漢獻帝比，誰更差？”老太監嚇得趕緊跪下，說：“陛下是大唐的天子，漢獻帝是亡國之君，怎么能相提并論呢？”文宗苦笑著說：“漢獻帝好歹還有曹操輔佐，雖然是傀儡，但曹操還不敢公開欺負他。我呢？我連漢獻帝都不如啊！”說完，他又哭了起來。《新唐書·文宗紀》里記載了這件事，說文宗“自是忽忽不樂，常登勤政樓，北望而泣”。

他開始懷念以前的日子。懷念自己剛登基的時候，雖然國家窮，但自己還有雄心壯志；懷念跟裴度、韋處厚一起討論朝政的夜晚，雖然累，但心里有盼頭；甚至懷念宋申錫還在的時候，雖然沒做成事，但至少還有人跟自己一起對抗宦官。可現在，什么都沒了。

文宗本來就身體不好，經過甘露之變的打擊，身體越來越差。他經常咳嗽、發燒，有時候咳得連飯都吃不下。宮里的太醫想給他好好治病，可仇士良根本不把他的死活放在心上，只讓太醫開點普通的藥，意思意思就行。

有一次，文宗想吃一碗羊肉湯，跟太監說了好幾次，太監都推三阻四，最后只端來一碗冷冰冰的粥。文宗看著那碗粥，眼淚又掉了下來，他說：“我這個皇帝，連一碗熱湯都喝不上，活著還有什么意思？”

他也想過反抗。有一次，他偷偷找了個機會，跟宰相鄭覃、李固言商量，想再找幾個可靠的人，除掉仇士良。可鄭覃和李固言都嚇得要死，趕緊說：“陛下，甘露之變的教訓還不夠嗎？現在宦官勢力太大，咱們根本斗不過他們，還是先忍忍吧。”文宗看著他們害怕的樣子，知道自己再也沒有機會了。

從那以后，文宗徹底放棄了。他不再想“中興大唐”，也不再想除掉宦官，只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。他有時候會寫點詩，詩里全是悲涼的句子，比如“輦路生秋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，無復侍臣知”——走在皇宮的路上，秋天的野草都長出來了，上林苑的花開得再茂盛，又有誰能懂我的心意呢？

他身邊的人都說，陛下變了。以前那個意氣風發、勤政愛民的皇帝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沉默寡言、滿臉愁容的老頭。只有在偶爾看到宮里的小孩玩耍的時候，文宗的眼神里才會閃過一絲光亮，好像想起了自己少年時的樣子。

開成四年（公元839年），文宗的身體已經垮了。他經常臥病在床，連起身都需要人攙扶。仇士良見他快不行了，就開始琢磨著立誰當新皇帝——畢竟，新皇帝得是自己能控制的。

當時，文宗有兩個兒子：太子李永和陳王李成美。太子李永是個老實孩子，仇士良覺得他不好控制，就想找個理由把他廢掉。于是，仇士良指使宮女、太監誣告太子的母親王德妃“穢亂宮闈”，還說太子跟宮女有染。

文宗本來就病得糊里糊涂，加上仇士良在一旁煽風點火，居然真的相信了。他下令把王德妃賜死，然后把太子李永軟禁在東宮。李永又怕又氣，沒幾天就病死了——死的時候才十幾歲。《舊唐書·文宗諸子傳》里寫：“永竟以憂卒，時年二十四（此處史料有爭議，一說十幾歲），贈悼懷太子。”

太子死了，文宗心里很愧疚。他后來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，可他連為太子平反的勇氣都沒有。有一次，他在東宮看到太子生前用過的玩具，忍不住抱著玩具大哭，哭著說：“兒啊，是爹對不起你，是爹害了你啊！”

太子死后，文宗想立陳王李成美為新太子。李成美年紀小，性格懦弱，文宗覺得他至少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。可仇士良不同意，他想立潁王李炎（文宗的弟弟）為皇帝，因為李炎看起來更“聽話”。

文宗跟仇士良爭論了好幾次，可仇士良根本不給他面子，說：“陛下身體不好，還是別管這些事了，立誰當太子，我自有安排。”文宗氣得渾身發抖，可他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仇士良把李炎定為皇太弟。

開成五年（公元840年）正月，文宗已經到了彌留之際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呼吸困難，連說話都很困難。仇士良帶著一群宦官守在床邊，名義上是“伺候”他，實際上是怕他臨死前再搞出什么花樣。

文宗想再見見自己的皇后和妃子，仇士良不讓；他想跟大臣們說幾句話，仇士良也不讓。他只能睜著眼睛，看著天花板，嘴里斷斷續續地說著什么。旁邊的太監湊過去聽，只聽見他說：“殺宦……中興……大唐……”沒等說完，頭一歪，就斷了氣。

這一年，文宗才三十三歲。他當了十四年皇帝，前半段意氣風發，想干一番大事；后半段困守深宮，受盡屈辱。他一輩子都在跟宦官斗，可到最后，連自己的兒子、自己的身后事都管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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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宗死后，仇士良立刻立潁王李炎為皇帝，也就是唐武宗。他還下令，把陳王李成美和文宗的另一個弟弟安王李溶都殺了，以防他們以后爭奪皇位。《新唐書·仇士良傳》里說：“士良因矯詔立武宗，殺陳王、安王。”

文宗的葬禮辦得很潦草。沒有隆重的儀式，沒有大臣們的痛哭，只有仇士良和宦官們在一旁監督。長安城里的百姓聽說文宗死了，都偷偷地哭——他們還記得，這位皇帝曾經想給他們一個太平盛世，可惜，他失敗了。

文宗死后，史書上對他的評價很復雜。《舊唐書·文宗紀》里說他：“恭儉儒雅，出于自然，承父兄奢弊之余，樂聞規諫，欲致治平。而受制于宦豎，訖無成功，飲恨而終。”說他恭謹節儉，有儒雅之風，想在父兄留下的爛攤子上實現治平，可惜被宦官控制，最終飲恨而終。

《新唐書·文宗紀》的評價更直接：“文宗有心，而無其才；有其志，而無其力。”說他有中興大唐的心，卻沒有相應的才能；有除掉宦官的志向，卻沒有足夠的力量。

有人說，文宗太急了。如果他能慢慢來，先鞏固自己的權力，再一步步削弱宦官的勢力，也許就不會有甘露之變的慘敗。也有人說，文宗太天真了。他不該相信李訓、鄭注那樣的野心家，更不該把希望寄托在一場冒險的政變上。

可不管怎么說，文宗的努力，還是給大唐留下了一點痕跡。他在位的時候，節省了朝廷的開支，提拔了一批正直的大臣，讓長安城里的百姓看到過一絲“中興”的希望。他雖然失敗了，但他至少敢跟宦官斗——比起后來那些連斗都不敢斗的皇帝，他已經很勇敢了。

長安的朱雀大街上，曾經掛過李訓的頭顱，曾經堆過甘露之變死者的尸體，也曾經走過意氣風發的文宗。如今，這些都成了史書上的文字。當后人翻開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，看到“唐文宗李昂”這幾個字的時候，總會想起那個三十三歲就飲恨而終的皇帝，想起他一輩子的掙扎與無奈，想起他那句“我不如漢獻帝”的嘆息。

也許，文宗的悲劇，早就注定了。當他被宦官從被窩里薅出來，推上皇位的那一刻，當他看著自己的親哥被宦官殺死的那一刻，當他發現大唐的病根已經深入骨髓的那一刻，他的命運，就已經寫好了結局。

參考《舊唐書·文宗紀》《新唐書》《資治通鑒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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