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詞這東西,可不是隨便寫寫的——得用華麗的詞藻,還得符合道教的教義,一般的大臣根本寫不來。唯獨他——嚴嵩,卻寫得特別好。嚴嵩當時是禮部侍郎,官不算大,可他腦子活,知道嘉靖帝喜歡青詞,就天天研究,還專門請人教他寫。他寫的青詞,不僅詞藻優美,還能把嘉靖帝的心思揉進去,比如嘉靖帝想長生,他就寫“愿陛下壽比南山,福如東海,早登仙班”;嘉靖帝想讓丹藥有效,他就寫“丹爐烈火煉真金,陛下服之可成神”。
嘉靖帝每次看到嚴嵩的青詞,都笑得合不攏嘴,說“還是嚴嵩懂我”。從那以后,嚴嵩就成了嘉靖帝身邊的“紅人”,一步步被提拔,最后當上了內閣首輔。而那些不會寫青詞的大臣,哪怕再有本事,也得不到重用——比如當時的內閣大臣夏言,是個很有能力的人,可他不喜歡寫青詞,還勸嘉靖帝“別沉迷修道”,結果被嘉靖帝越來越冷落,最后還被嚴嵩陷害,砍了頭。
嘉靖帝修道,不僅耽誤朝政,還花了很多錢。煉丹需要大量的藥材,比如人參、靈芝、朱砂,這些都是稀有藥材,特別貴;建道觀、做道場也需要錢,嘉靖帝先后在宮里建了十幾座道觀,光材料費就花了幾百萬兩銀子;還有道士的賞賜,邵元節、陶仲文(后來的道士首領)這些人,個個都被封了官,賞了土地和金銀,陶仲文甚至還被封為“恭誠伯”,成了明朝第一個被封爵的道士。
這些錢從哪來?自然是從老百姓身上刮。嘉靖帝讓地方官增加賦稅,還派太監去地方上“采買”——說是采買,其實就是強搶,比如要采買靈芝,就逼著老百姓上山去挖,挖不到就罰款,很多老百姓因為挖不到靈芝,被逼得家破人亡。《明史·食貨志》里說,嘉靖朝的賦稅,比正德朝增加了一倍還多,“百姓困苦,流離失所者十之三四”,意思就是十個老百姓里,有三四個都沒了家,只能當流民。
大臣們看不過去,紛紛遞奏折勸嘉靖帝“別修道了,多管管朝政”。可嘉靖帝根本不聽,誰勸得厲害,就治誰的罪。有個叫楊最的御史,遞了份奏折,說“陛下修道是假,貪圖享樂是真,再這么下去,大明就要亡了”。嘉靖帝看了奏折,氣得把楊最抓起來,打了一百廷杖,當場打死。從那以后,再也沒人敢勸嘉靖帝修道了。
就這樣,嘉靖帝從一個想做“好皇帝”的少年,慢慢變成了一個沉迷修道、不管朝政的“道士天子”。而他放權給內閣,也為“嚴黨”的崛起埋下了伏筆——嚴嵩掌權后,拉幫結派,貪污受賄,把朝堂搞得烏煙瘴氣,大明的“中興”跡象,也慢慢消失了。
嚴嵩當上內閣首輔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拉幫結派”。他知道,要想在朝堂上站穩腳跟,就得有自己的勢力。所以他一邊討好嘉靖帝,一邊提拔自己的親信——只要是愿意跟他走的,不管有沒有本事,都能升官;要是敢跟他作對的,哪怕是忠臣,也得被他搞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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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兒子嚴世蕃,更是個“斂財高手”。嚴世蕃沒什么真本事,可會拍馬、會撈錢,嚴嵩特別寵他,把朝廷的很多事都交給嚴世蕃處理,還讓他當了工部左侍郎。嚴世蕃利用這個職位,賣官鬻爵,收受賄賂,甚至還敢跟人說“朝廷無我家翁,安得至是”,意思就是“沒有我爹嚴嵩,你們根本當不了官”。
當時的官員,要想升官,就得給嚴家送錢,送的錢越多,升的官越大。比如有個叫仇鸞的將領,想當宣大總督,就給嚴世蕃送了十萬兩銀子,嚴世蕃收了錢,立馬在嚴嵩面前說好話,仇鸞很快就當上了宣大總督。還有個叫鄢懋卿的御史,想當兩淮鹽運使(管鹽的官,是肥差),給嚴家送了二十萬兩銀子,還送了不少珠寶,嚴世蕃當場就拍板:“兩淮鹽運使的位置,就是你的了。”
嚴家的斂財手段,可不止“賣官”這一種。他們還霸占土地——嚴世蕃在江蘇、浙江一帶,搶了老百姓幾千畝良田,租給農民種,每年收的租子比國庫的賦稅還多;他們還壟斷商業——嚴家控制了江南的絲綢、茶葉生意,誰要是敢跟他們搶生意,就會被嚴家的人打砸店鋪,甚至還會被安上“通倭”的罪名,抓起來殺頭;他們還貪污國庫的錢——嘉靖帝要修宮殿、煉丹,需要錢,嚴嵩就跟嚴世蕃商量,把國庫的錢挪一部分到自己手里,再從老百姓身上刮錢補國庫,比如本來要給軍隊發的軍餉,被嚴家貪污了一半,導致士兵們連飯都吃不飽,戰斗力越來越差。
嚴黨不僅貪財,還特別“狠”。誰要是敢得罪他們,或者想揭發他們的罪行,就會被他們害死。比如之前提到的夏言,是嚴嵩的“老對手”,嚴嵩當上首輔后,一直想除掉夏言。嘉靖二十七年(公元1548年),夏言推薦曾銑當三邊總督,想讓曾銑收復被蒙古人占領的河套地區。嚴嵩知道后,就跟嘉靖帝說“夏言和曾銑想謀反,他們收復河套是假,想擁兵自重是真”。嘉靖帝本來就多疑,一聽這話,立馬把夏言和曾銑抓起來,砍了頭。
還有個叫沈煉的錦衣衛(小官),看不慣嚴黨的所作所為,遞了份奏折,揭發嚴嵩父子的十大罪狀,說“嚴嵩父子貪污受賄,陷害忠良,要是再不管,大明就要亡了”。嚴嵩看了奏折,氣得不行,讓嚴世蕃找了個借口,把沈煉貶到保安(今陜西志丹),然后又讓地方官誣陷沈煉“通蒙古”,把沈煉抓起來,打了一百廷杖,最后處死,還把沈煉的家人流放邊疆。
嚴黨掌權的二十年里,朝堂上的忠臣幾乎被他們殺光了,剩下的要么是嚴黨的親信,要么是不敢說話的膽小鬼。《明史·嚴嵩傳》里說“嵩竊政二十年,溺信惡子,流毒天下,人咸指目為奸臣”,意思就是嚴嵩掌權二十年,寵信嚴世蕃,害了天下人,所有人都把他們父子當成奸臣。
可嘉靖帝難道不知道嚴嵩父子貪嗎?他當然知道。有一次,有個大臣遞奏折,揭發嚴世蕃貪污了十萬兩銀子,嘉靖帝看了奏折,卻跟沒事人一樣,說“嚴嵩幫我處理朝政,辛苦這么多年,拿點錢也是應該的”。其實嘉靖帝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盤:嚴嵩父子雖然貪,但他們聽話,能幫自己處理朝政,還能幫自己背“黑鍋”——比如老百姓罵朝廷腐敗,罵的是嚴嵩父子,不是他這個皇帝;而且嚴黨沒有兵權,就算想造反,也造不了。所以只要嚴嵩父子不碰他的權力,不耽誤他修道,他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。
就這么著,嚴黨在嘉靖帝的默許之下,成了大明的“毒瘤”。他們貪污的錢越來越多,害的人越來越多,大明的國力也越來越弱——軍隊沒了軍餉,戰斗力下降;老百姓沒了活路,開始造反;地方官怕被嚴黨陷害,不敢如實上報災情。到了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,嚴黨已經成了天下人的公敵,就連嘉靖帝身邊的太監,也開始看不慣嚴嵩父子了。
在嚴黨專權的二十年里,不是沒人想扳倒嚴嵩父子,可大多都失敗了——夏言、沈煉、楊繼盛(另一個揭發嚴黨的忠臣,被嚴嵩害死),這些人要么被殺,要么被流放。直到徐階的出現,情況才慢慢改變。
徐階是個特別“隱忍”的人。他考中進士的時候,嚴嵩已經是內閣大臣了,徐階知道自己斗不過嚴嵩,就一直忍著,不僅不跟嚴嵩作對,還時不時地討好嚴嵩——比如嚴嵩過生日,徐階會送貴重的禮物;嚴嵩寫青詞遇到困難,徐階會幫忙修改。嚴嵩覺得徐階“懂事”,就沒怎么為難他,還把他提拔成了內閣次輔。
可徐階心里,一直想扳倒嚴黨。他知道,要想扳倒嚴嵩,不能硬來,得等機會。所以他一邊討好嚴嵩,一邊暗中收集嚴黨的罪證,還跟嘉靖帝身邊的太監、道士搞好關系,了解嘉靖帝的心思。
機會終于在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來了。這一年,嘉靖帝身邊的道士藍道行,跟徐階關系不錯,藍道行知道嘉靖帝迷信“扶乩”(一種道教儀式,據說能通神),就跟徐階商量,想通過“扶乩”來扳倒嚴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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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,嘉靖帝讓藍道行搞“扶乩”,問“天下什么時候才能太平”。藍道行假裝“神附體”,寫下了幾個字:“天下不太平,是因為有奸臣在朝。”嘉靖帝又問:“奸臣是誰?”藍道行又寫:“奸臣是嚴嵩。”嘉靖帝有點不信,說“嚴嵩幫我處理朝政這么多年,怎么會是奸臣”。藍道行接著寫:“嚴嵩父子貪污受賄,陷害忠良,老百姓都在罵他們,要是陛下再留著他們,大明就要有危險了。”
嘉靖帝聽了,心里開始動搖。他雖然寵信嚴嵩,但也知道嚴黨名聲不好,而且最近幾年,各地的流民造反越來越多,蒙古人也經常來騷擾邊關,他也覺得可能是嚴黨把朝政搞壞了。
徐階看到嘉靖帝開始懷疑嚴嵩,立馬抓住機會,讓自己的門生鄒應龍遞了份奏折,揭發嚴世蕃的罪行——比如嚴世蕃貪污了幾百萬兩銀子,霸占了幾千畝土地,還跟倭寇有勾結。奏折里還說“嚴世蕃罪大惡極,要是不殺他,老百姓就會造反”。
嘉靖帝看了奏折,終于下定決心要收拾嚴黨。他先把嚴嵩革職,讓他回江西老家養老;然后把嚴世蕃抓起來,關進了詔獄。可嚴世蕃一點都不怕,他在詔獄里還跟人說“我爹是嚴嵩,陛下不會殺我的,最多把我流放”。
徐階知道,嚴世蕃要是不死,早晚還會出來作惡,所以他必須讓嚴世蕃死。他又找了些嚴世蕃的罪證,比如嚴世蕃在老家蓋的房子,規格跟皇宮一樣(僭越之罪),還說嚴世蕃想“謀反”——這可是嘉靖帝最忌諱的罪名。
嘉靖四十四年(公元1565年),嘉靖帝下旨,判嚴世蕃“斬立決”,還把嚴家抄家。抄家的時候,從嚴家搜出了幾百萬兩銀子,幾萬匹絲綢,還有不少珠寶、古玩,這些財產加起來,比大明十年的國庫收入還多。嚴世蕃被砍頭那天,老百姓都跑到街上看熱鬧,還放鞭炮慶祝,說“嚴賊終于死了,大明有救了”。
嚴嵩得知嚴世蕃被砍頭的消息后,哭得死去活來。他回江西老家后,沒人敢收留他,只能住在破廟里,靠撿垃圾為生。嘉靖四十五年(公元1566年),嚴嵩在破廟里餓死了,死的時候身邊連個收尸的人都沒有。《明史·嚴嵩傳》里說“嵩死時,寄食墓舍,不能具棺槨,亦無吊者”,意思就是嚴嵩死的時候,住在別人的墓屋里,連棺材都沒有,也沒人來吊唁他。
嚴黨的倒臺,是嘉靖朝的一件大事。它不僅清除了朝堂上的“毒瘤”,還讓很多忠臣重新得到重用,比如徐階當上了內閣首輔后,開始整頓吏治,減免賦稅,大明的朝政總算有了點起色。可此時的嘉靖帝,身體已經越來越差了——他天天吃丹藥,丹藥里含有大量的汞、鉛等有毒物質,這些物質慢慢侵蝕了他的身體,讓他變得越來越虛弱,脾氣也越來越暴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