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7章 后唐雙帝錄：短命天子與末路猛將的血色輪回（第2頁）

《新五代史·唐廢帝紀》里評價李從厚：“從厚為人柔弱，無謀斷，在東宮，事皆決于左右，及為帝，朱弘昭、馮赟用事，而從厚不能制，遂至于亡。”一句話點透了他的悲劇：不是敵人太強大，是自己太窩囊。

李從珂登基那天，洛陽皇宮里熱鬧得很。他穿著嶄新的龍袍，坐在太極殿的龍椅上，接受大臣們的朝拜，心里別提多得意了——想當初他只是個小兵，跟著李嗣源打仗，現在居然成了皇帝，這人生簡直跟做夢一樣。

可得意歸得意，李從珂心里清楚：自己這個皇帝，坐得并不穩。

首先，他不是李嗣源的親兒子，是養子。雖然五代十國不怎么講究“嫡庶”，但“名不正則言不順”，總有大臣在背后嘀咕他的皇位來路不正。其次，藩鎮的威脅還在，尤其是姐夫石敬瑭——這家伙手里有兵，還跟契丹有勾結，看著就不是善茬。最后，朝廷沒錢——李從厚逃跑時，把皇宮里的珍寶差不多都帶走了，現在國庫空空如也，連士兵的軍餉都發不出來。

李從珂思來想去，覺得先解決“錢”的問題最要緊。他召集大臣們開會，說：“現在國庫空虛，士兵們打仗辛苦，咱們得想辦法湊點錢，給士兵發軍餉。”

大臣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沒人說話——誰愿意把自己的錢拿出來？李從珂見狀，干脆自己帶了個頭，把皇宮里剩下的珠寶、綢緞都拿了出來，還讓皇后、妃子們也捐點私房錢。可這點錢遠遠不夠，李從珂急了，下了一道圣旨：讓洛陽城里的官員、富商都“自愿”捐款，要是不捐，就派兵去抄家。

這一下，洛陽城亂了。官員們哭窮，富商們藏錢，有的甚至假裝上吊，就為了少捐點。《舊五代史·末帝紀》里記載：“帝令京城士庶助軍，百姓皆苦之，多有亡竄者。”意思是李從珂讓京城的百姓捐錢助軍，老百姓都苦不堪言，很多人都逃跑了。

好不容易湊夠了軍餉，李從珂又開始琢磨怎么對付石敬瑭。他知道石敬瑭有野心，可又不敢直接動手——石敬瑭的河東軍戰斗力強，還跟契丹關系好，真打起來，自己不一定能贏。

于是，李從珂又想起了李從厚的“老辦法”——調兵。他下旨，把石敬瑭從河東調到鄆州。他以為石敬瑭會像自己當初那樣，要么乖乖聽話，要么起兵反抗，到時候自己就能名正言順地收拾他。

可石敬瑭比李從珂想的更狠。他接到圣旨后，沒立馬反，而是先給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寫了封信，說：“只要您幫我打敗李從珂，我就把幽云十六州獻給您，還認您當爹！”

耶律德光一看，這買賣太劃算了——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的門戶，拿了這里，以后進中原就方便多了。于是他立馬率領十萬契丹大軍，南下幫石敬瑭。

消息傳到洛陽，李從珂傻了。他沒想到石敬瑭居然會勾結契丹，更沒想到契丹軍來得這么快。他趕緊派大將張敬達率領三萬大軍去河東，阻攔石敬瑭和契丹軍。

可張敬達根本不是契丹軍的對手。兩軍在晉陽城外一交手，唐軍就敗了，張敬達帶著殘兵退守晉安寨，被契丹軍和石敬瑭的軍隊團團圍住。李從珂又派了幾路援軍，可要么被打敗，要么不敢上前，晉安寨成了一座孤城。

這時候，李從珂本該親自帶兵去解圍——他畢竟是打了半輩子仗的猛將，只要他親自出馬，說不定能鼓舞士氣，扭轉戰局。可李從珂卻慫了。

他怕了。他怕契丹軍的勇猛，怕石敬瑭的狠辣，更怕自己像李從厚一樣，當了沒幾天皇帝就被殺。于是他整天躲在皇宮里，要么喝酒，要么跟妃子們哭，根本不提領兵出征的事。大臣們天天勸他：“陛下，您得親征啊！不然軍隊就完了，洛陽也保不住了！”

李從珂每次都答應得好好的，可第二天一醒，又縮在宮里不出來。有次他都穿上戰袍了，準備出發，可一看外面下雨，又說：“下雨天不適合打仗，等天晴了再說。”就這樣拖來拖去，晉安寨的唐軍糧盡援絕，張敬達的部將楊光遠殺了張敬達，帶著全軍投降了石敬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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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安寨一丟，洛陽就暴露在石敬瑭和契丹軍的面前。李從珂徹底絕望了，他知道自己沒機會了。清泰三年（公元936年）十一月，石敬瑭的大軍逼近洛陽，李從珂帶著皇后、妃子、兒子們，登上了洛陽的玄武樓。

站在樓上，李從珂看著遠處逼近的敵軍，又想起了自己當年在鳳翔城頭的哭聲——那時候他哭來了軍隊，哭來了皇位，可現在，再哭也沒用了。他拿出皇宮里最后一點酒，跟家人喝了起來，喝著喝著就哭了：“我這輩子，打了無數仗，沒想到最后會落到這個地步……”

哭完，李從珂點燃了玄武樓。大火很快就蔓延開來，濃煙滾滾，遮住了半個洛陽城。這位靠“哭”上位、靠“勇”起家的皇帝，最終在火海里結束了自己的一生，死時三十九歲，當了不到三年皇帝。

石敬瑭打進洛陽后，找到了李從珂的尸骨，隨便找了個地方埋了，連個像樣的陵墓都沒給。后唐，這個只存在了十四年的王朝，也隨著李從珂的死，徹底滅亡了。

先說說李從厚的“致命傷”——優柔寡斷，信錯了人。他登基后，本該先穩住局面，安撫藩鎮，可他卻因為“怕”，盲目聽從朱弘昭、馮赟的餿主意，強行調走李從珂和石敬瑭的兵權，把能打的人都逼成了敵人。《新五代史》里說他“無謀斷，事皆決于左右”，這話一點不假。他就像個沒主見的孩子，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，最后被自己的“怕”和“蠢”坑死了。

再看李從珂的“死穴”——勇猛有余，智慧不足，還貪于享樂。他靠兵變上位，卻沒想著怎么治理國家，反而一上來就靠搜刮百姓湊軍餉，把民心都給丟了。對付石敬瑭時，他明明有機會親征，卻因為“慫”和“懶”，錯失了最后的機會。他以為自己的勇猛能解決一切，卻忘了五代十國的亂世里，光靠勇猛是不夠的——還得有謀略，有民心，有眼光。

而他們共同的悲劇，在于沒看清后唐的“致命隱患”——藩鎮太強，皇權太弱。從李嗣源開始，后唐的藩鎮就手握重兵，不聽朝廷號令。李從厚和李從珂，都想通過“調兵”來削弱藩鎮，可他們沒意識到，在藩鎮勢力大于皇權的時代，這種做法只會引火燒身。李從厚逼反了李從珂，李從珂又逼反了石敬瑭，本質上都是在“以卵擊石”。

更諷刺的是，李從珂當初靠“清君側”反了李從厚，可他自己登基后，也沒比李從厚好多少——一樣的猜忌藩鎮，一樣的搜刮百姓，一樣的昏庸無能。他以為自己能改變后唐的命運，卻沒想到自己只是后唐滅亡的“第二塊墊腳石”。

石敬瑭建立后晉后，追封李從厚為“鄂王”，卻沒給李從珂任何封號——在他眼里，李從珂只是個“亂臣賊子”。可不管是“鄂王”還是“亂臣賊子”，他們都成了五代十國烽煙里的一抹塵埃，只留下一段兄弟相殘、身死國滅的悲歌。

參考《新五代史》《舊五代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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