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不修筑水利,不賑災平亂,自然夠用。”
何秋接著問道:“殿下可知道,南宋當年憑何能以東南一隅抵擋蒙古數十年?”
“這……確實不知。”
朱標與朱棣都搖頭。
“靠的是商稅和海關。”
“南宋商稅遠高于本朝,加之海上貿易的稅收極為可觀。南宋初年,僅市舶司一年就能收入一百五十多萬緡,折合白銀也有一百五十萬兩以上——如今朝廷一年的白銀收入,恐怕還沒這么多吧?”
朱標二人聞言,頓時倒吸一口涼氣。
“至于人才,兩位殿下想必也清楚,世上**污吏不少,能干的官員卻不多。許多所謂的清官,僅僅私德尚可,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甚至不如某些**。”
“依靠這樣的人治理國家,百姓即便在豐年也難以為生;更何況地方上常有豪強欺壓百姓,與官吏勾結,禍亂一方。”
何秋說到此處,不禁嘆息。
他明白,在中國古代,百姓之苦,往往不需天災人禍,一個小吏就足以令他們家破人亡。
“因此,財政與人才,看似兩件事,實則一體兩面,互為支撐。”
“如果殿下問我國策,我的建議是:首先開放海禁、調整商稅;有了充足的財政收入后,著手改革軍制,穩固兵權;之后推動科舉改革與吏治革新。待這些基礎穩固,再推行官紳一體納糧、攤丁入畝等大政。”
朱標驚訝道:“科舉改革?”
何秋目光深遠,答道:“是的。如今的科舉,選出的多是五谷不分、只會死讀經書之人。他們常常被地方豪強和狡猾的吏員操縱利用。”
“這樣的人,難道是殿下心中理想的治國之材嗎?所謂‘宰相必起于州郡,猛將必發于卒伍’。唯有從基層歷練出來的人才,才不至于成為‘無事袖手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’的無用之輩。”
“當然,改革之后仍難免有**,但情況總會比現在好一些。”
朱標想到自己那些講學老師的情形,覺得何秋說得確實有幾分道理。
朱棣則更關心具體的改革內容,追問道:“先生能否為我們詳細講講這些改革的細則?只聽名稱,我們實在難以理解。”
何秋面對二人熱切的目光,一時有些窘迫。
糟了,剛才講得興起,有些內容自己其實也只知道個名目,具體如何操作、是否適用于這個時代,他并不清楚。
可話已至此,也難以回避,他只好清了清嗓子,硬著頭皮向兩人解釋起來。
“開放海禁最為關鍵,在天津、杭州、廣州等地設立市舶司,普通貨物少征稅,貴重物品如香料、寶石等奢侈品則課以重稅,具體稅率可交給戶部官員去定。”
“輔以新的商稅,條目要清楚,防止官員借機舞弊。”
“稅率不妨高一些,要知道,有百分之十的利潤,商人就會去經營;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,他們就敢冒險;要是利潤達到百分百,這些人連律法都敢踐踏。”
何秋引用《資本論》中的內容,朱棣二人聽得心悅誠服,這話說得太對了。
商人不正是如此嗎?自漢武帝以來,哪朝不實施鹽鐵專賣,可私鹽販子什么時候少過?還不是因為暴利。